阚治东:母亲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

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

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

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

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虽然心存怀疑,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好消息”。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不已,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

家人告诉我,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楼后,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站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离开窗前。

是母亲的决断,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甚至是牢狱之灾,都无法让我退缩,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希冀和鼓励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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