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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佛教史的发展来说，向诸佛忏悔与在家信徒的忏悔需求有一定的关连。原始佛教戒律中的“作法忏”，是以僧团为中心，以出家僧尼的忏悔为根本，而对在家信徒则很少涉及。在世俗生活领域，在家人的行为是受法律及社会道德的约束，因此所作所为有罪的，则受法律的制裁和宗族惯例的处分；而在家信徒，在宗教生活层面，奉持三归五戒或八关斋戒，如果其行为犯戒了，亦需要忏悔。因为在家信徒没有团体生活，他们的戒律生活缺乏大众的监督，因此其忏悔亦是自动自发的，而且亦缺乏具体的忏悔法。 从事实的困难所引发，随著诸佛信仰的流行，从而转向诸佛忏悔。《法镜经》指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向十方诸佛忏悔：一、“时世无佛”，佛陀已经涅槃了，虽然有舍利塔，但是只能使人供养修福；二、“无见经者”，没有能够通达经义而为人宣说的法师；三、没有遇到四双八辈的圣僧。这是佛陀灭度后，正法逐渐衰微，出家僧众的素质下降，无法满足在家信徒的忏悔需求，也就自然向十方佛礼敬而修忏悔等行了。 忏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忏除自己的业障，“作法忏”与“取相忏”是从事相的角度而言，是由业实有的立场出发，一是把外缘改变，一是把内因摧破，这是属于“事忏”；但是，大乘佛教修行的中心在于“理观”，即从般若性空的角度，根本否认业的实体性。所谓观法无生，就是了知一切法本来就是清净的、是空性的，既然一切清净，恶果业报就不存在实有的自性。这是从觉迷、明暗的正反差异来谈，譬如迷路之人，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就不存在迷失方向的问题；光明出现，就没有黑暗的道理一样。所以说只要知道无生(觉)，罪(迷)就不存在，如此发起空性智慧，即毕竟达到灭罪生善的目的，这就是“无生忏悔”或“理忏”。 从“事忏”的角度来看，“作法忏”只能忏除戒罪，无法消除性罪；“取相忏”必须经过精进修道，靠时间的累积，最终依瑞相的出现，判定为灭罪。大乘佛教强调理事圆融，中国的祖师大德主张“事忏除罪，理忏除疑”，事理犹如体用，不可偏举，事忏之后，必须再加上道理的信解；前者对治妄心的执著，后者对治妄心的疑惑。中国的祖师并认为：理忏才是正忏，事忏只是助忏——帮助达到理忏。经过理忏之后，才能究竟的忏除罪业。 事忏之所以能够灭罪，必须透过道理上的了解，内心确信无疑，才能真理达成忏悔的目的。因此，中国佛教忏法的制作，既重视礼佛或持咒等事相上的行为，又对忏悔的原理加以解释，使修行者能够明了罪业的由来，和忏悔能灭罪的原因。所以，大乘佛教强调事忏与理忏的重要性，二者不可偏颇。 大乘佛教的“无生忏悔”的关键在于其罪业观的转变，认为罪既然可以随因缘而生，也随因缘而灭，就可见它是个虚妄不实的东西——只是现象的存在，没有实体，因此说罪无自性。那么，所谓罪生罪灭，也只是俗谛上的方便言说，并非真的有罪生与罪灭。可是，为什么虚幻的罪能够存在，让人觉得，它好像是实在的？这就是妄心的关系了。人们曾造恶犯戒，是妄心的主使；犯了戒、造了恶，使它们成为罪业，长存心底，挥之不去的，也是妄心的执持。因此，灭罪必须先灭心，心是罪主。只要妄心消亡，罪业也就无所依附，自然灭除了。这便是理忏的精义所在。 因此，事忏之后，必须佐以理忏，才能究竟的灭除诸罪——包括轻罪与重罪，而理忏也必须建基于事忏的基础上；有事忏在先，忏除了大部分的罪业，才容易以理忏来忏除罪根，到达无生。忏悔者在经过理忏之后，不但重罪灭除，可能也完成了初步的修行，具备戒定慧了。 “理忏”是透过般若性空的理观，观照到妄心了不可得，罪业了不可得。如《中论》说：“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义如是，更无有余事。” 因为作者与作业，是彼此相依而相存的，彼此都从因缘生，没有自性的作者及作业，但假名相宛然而有。这就是说，作者之所以为作者，是“因业”而“有作者”的；业之所以为业，是“因作者”而“有业”的。因此，作者及作业，成立于假名的相互观待法则。假使离了作者，作业就不可得；离了作业，作者也就不可得。 由于无生忏是以理观，来使忏悔者通达不生不灭的罪业实相。因此，不论怎么重的罪，像五逆、波罗夷等罪，都可以经由理观的达成，而获得消除。五逆是最重的恶业，波罗夷是比丘、比丘尼最重的戒罪，只有依理忏才能灭除。因为，大乘佛教的两大特色——慈悲与智慧，慈悲则不舍一切众生，包括罪恶极重的众生；智慧则断除一切烦恼、罪恶，无论是多大的重罪。所以，依慈悲与智慧，忏悔者自然可以灭除一切罪恶，亦自然可以重新获得清净。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