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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儒教，虽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一致”。（同上）但是，大师认为，它们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一）“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于悟明心性。”（同上）（二）“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同上）应该明白，“（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同上） 综上所论，大师进一步表明，儒学只不过是佛学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说：“佛法虽属出世间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文钞》续编卷下，《学佛浅说序》）佛法森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悉皆包括无遗”，儒学亦在佛学之其中，“儒释原同”。当然，大师所论目的是以儒学为方便，而以佛法为究竟。大师出于“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时虽讲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谆谆启迪人们，使人产生憬悟，其实是在宣说佛法妙义，只不过是假借人们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当时儒学还算风行的情况下，大师针对性地提出以儒学作为接引人们学佛的一种方便手段，以“儒释无二”，而又以佛法为究竟的思想，为其弘法带来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学思想为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应机施教”适应社会思潮的作法，值得学习。 六、宣传佛教救世说 大师一生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把国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揭举“佛教救世”的旗帜，大声呼号，呕心沥血，费尽神思，积极投入了救国拯民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以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内战连年不断，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伟大的祖国，“已至千钧一发之际”，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文选》第166页）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言念及此，心胆俱碎”。（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他本着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类为根本的救度对象，它要将一切人从苦恼、愚昧中救度和解脱出来，而达到究竟的安乐和彻底的觉悟。大乘佛教认为，要成佛，就必须以利生为前提，如果脱离众生就无法成为佛陀。《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师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类，以利人为成佛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时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为“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履行他的神圣使命。 他把宣扬“佛教救世”，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钞》正编卷三，《佛化随刊序》）从而，他大声疾呼“欲为救援（世道人心），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同上，《佛学研究丛林序》）佛学，它是了生脱死的奇方，烦恼流中的宝船，苦海波涛的南针，格正人心的秘诀。所以，只要“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选》第167页） 大师的佛教救世学说的基本精神，可归纳为四点：（一）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所谓“慈悲”就是“与人为乐”，“拔人之苦”。所谓“喜舍”，就是对社会、对人民欢喜施舍自已的一切。大师认为，“四海内外，同是同胞”，都是亲兄弟。人乐我乐，人苦我苦。他说：“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文选》第167页）要同情和帮助同胞，不要只为个人求安逸。 （二）发扬佛教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文钞·挽回劫道论》中说：“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要转变这种现象，大师认为，应除去人们的“我见”，“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劳，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