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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站在语言文字的角度上讲，洞山禅师的两封辞亲书，均援引了外典，也不违世情。诸如上信中之篇首由世法入题而谈，且援用儒典《孝经》中“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之语，足以见到大师在修证佛法时，并不违世法。在《后寄北堂书》中，大师云：“阿兄勤行孝顺，须求水里之鱼；小弟竭力奉承，亦泣霜中之笋。”这中间就用了两个典，一是晋代王祥卧冰得鱼之典，二是三国时孟宗哭竹出笋之典。王祥、孟宗均以孝行动人而名垂后世，以故元人郭居敬将他们辑为《二十四孝》。正因为大师能援引儒典世法之语，以故字字动人心曲，语语不违孝行，读之颇似有世间《陈情表》之韵格。在另一方面，大师之援引儒典世法语以辞母，亦是大师的一种善巧方便。记得大师在沩山与云岩处参“无情说法”公案时，二位大师均有“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之语。同理，倘使大师在这里以出世间法之语来开示慈母，其母未必一闻即晓，而大师籍世法以开示出世间法，不啻使慈母心开喜舍，而且也使她明白了大师的出家修行、自度度人，乃是深报四恩的大行。“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洞山禅师之辞亲书圆融世出世法，非特于开示世人饶有益处，也显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义趣。 也许由于洞山禅师的师承原因，曹洞一宗在修出世间法的同时，兼融了世法的某些合理因素。他所创立的“五位君臣”法门，未免不从云岩所传授的《宝镜三昧歌》中受到某些启示和影响。从他的辞亲书中重孝行这一点，即可从《宝镜三昧歌》中找到些理论依据，诸如“臣奉于君，予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等语即是。要而言之，出家与孝敬父母，修佛法与圆融世法，并不相违替。今之佛弟子，读洞山之辞亲书，也会理解儿子出家乃为一大事因缘，顿舍攀缘之心。若能如此读洞山辞亲书，无论在家出家、均会蒙效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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