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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传译与中国涅槃宗的形成(3)

而我国最早造立涅槃像的记载,为《僧祐录》卷十二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上有“宋明帝陈太妃造法轮寺大泥像并宣福卧像记”,此为南朝宋明帝时(465~472在位)陈太妃造卧佛像以祈福的刻铭词,然其所造的像今已不

而我国最早造立涅槃像的记载,为《僧祐录》卷十二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上有“宋明帝陈太妃造法轮寺大泥像并宣福卧像记”,此为南朝宋明帝时(465~472在位)陈太妃造卧佛像以祈福的刻铭词,然其所造的像今已不存;不过,至少可推知当时涅槃经说已为风行,理当相对而有涅槃图像出现的参考依据。现今我国所存较著名的涅槃像有:大同云冈石窟(约是北魏至隋朝的遗迹)第六窟的东壁、敦煌千佛洞(相传石窟最早为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沙门乐僔所开凿,其后历经各代增凿营建,渐成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的第十九乙窟(此为唐代所造,被视为涅槃像中的特出者)、一二○F窟,及一三五窟等处。

至于涅槃法会,则是每年为纪念佛陀入于涅槃之日所举行的法会。有时又称“常乐会”或是“佛忌日”。然而有关佛陀涅槃日的日期,自古至今,异说纷纭,以梵语书写经典为主的北方佛教,如中、日、韩等国,一般认为佛陀于二月十五日入灭,称是日为涅槃节。故每年于该日悬挂释迦涅槃图,并念诵《涅槃经》、《佛遗教经》等,以举行追思佛陀的法会。我国有关涅槃法会的最早记载是南宋?志磐所著的《佛祖统纪》,在其卷三十三有云:“如来于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灭,凡在伽蓝,必修供设礼,谓之佛忌。”

由上可知,我国涅槃图像的雕造(至少可溯至南朝初期,约西元五世纪中),是远比明确记录涅槃法会的兴办(南宋,约西元十三世纪)来得早许多,这六百年间的差距,只能推说,涅槃图像虽可作为涅槃法会的辅助之用,但并不一定我国寺院都会举办涅槃法会;此或许是因我国寺院一向是以注重“佛诞节”(又称“浴佛节”,北传佛教订以每年四月八日)为主有关。也因此,笔者认为,涅槃像的造建与涅槃经疏的流布较有关连,而涅槃法会的兴办似乎则与涅槃思想及涅槃宗的成立,在时间上较无影涉。

肆、大乘涅槃经典在印中的传译情形

佛教传入中国,当在两汉之际。最早的译经师,要算东汉桓帝时代(147~167)的安世高与支谶。此时,印度正是大、小乘并行,而以大乘为主的时期。由于大乘涅槃经主张“法身常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及“阐提亦能成佛”,一般学界将其归列为如来藏体系的“真常唯心论”,而有关大乘涅槃典籍的传出,最初应是起源于印度南方,而后经中印度传至北方,并流行于罽宾(今克什米尔)的。如《北本涅槃经》卷九说:“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于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满其处。正法欲灭,当至罽宾。”法显版《佛说大般泥洹经》卷六也有类似说法:“我(佛)般泥洹后,正法衰灭。于时此经(大般泥洹经)流布南方,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时彼南方护法菩萨,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而同属涅槃经系的《大方等无想经》卷四〈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第三十六〉也说:“我涅槃后,是经当于南方国土广行流布,正法欲灭余四十年,当至北方。”另据印顺法师的研究指出:“传说南方有一毗陀耶奈伽罗地方,关于如来藏的偈颂,连童女们都会歌唱,这是真常大乘经大兴于南方的说明。笈多王朝前后,(这些如来藏经)都次第传来中天竺,而且迅速的到达北方。”

至于大乘真常经系的传来中国,早期的主要译师有三:一是翻译《大般涅槃经》的北凉昙无谶(385~433),二是南朝刘宋时代的求那跋陀罗(394~468),三是东晋时期翻译旧本《华严》六十卷的佛驮跋陀罗(觉贤,410~429)。昙无谶与求那跋陀罗两位,是中天竺人,他们的译典,应可视为当时流行于中印度的经典。昙无谶从中天竺带来的《涅槃经》,代表著称扬真常我的佛性,严持戒行的根本思想(此也与其另一作《大方等无想经》或称《大云无想经》思想一致)。后来,昙无谶又从于阗求得了《涅槃经》的余分,这是更融会了盛行于北天竺的“大乘空”与“毗昙有”,而确立了“一阐提人亦有佛性”的教说。至于求那跋陀罗则是由海道而来我国南方,译有《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胜鬘经》与《楞伽经》等真常经系(如:不离众生蕴界的如来藏,《胜鬘经》称其为“自性清净心”;《楞伽经》则更进一步以“如来藏识”为依止,广说唯心法门。)而觉贤禅师,则译出了支法领从于阗取来的大部《华严经》,内容也不乏充满了如来藏与唯心的教说。至于觉贤禅师与法显共译的六卷《泥洹经》,则同属于大乘真常经系。

有关此一经系的传译情形,印顺法师有进一步的发挥:“中国一开始,便是大乘为主,小乘为从的局面。虽也偶有偏宗小乘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纪末)说:‘《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而大量译传《阿含经》、《广律》、《阿毗昙论》,然大乘始终为中国佛教的重心。中国佛教主要为印度的中期佛教,从支娄迦谶的传译,经竺法护(三世纪后半)而到鸠摩罗什的(401)来华,都是著重于大乘经论的传宏。当时中国所传译的大乘经,可说都是龙树《大智度论》中所引用过的性空学派的大乘经;之后,中国走向了真常唯心论与虚妄唯识学的译经道路:如昙无谶(416)的《大般涅槃经》、《大云经》;佛驮跋陀罗(420)的《如来藏经》;求那跋陀罗(440)的《楞伽经》、《解深密经》、《胜鬘经》等;菩提流支(510)的《楞伽经》、《十地论》等;真谛(560)的《摄大乘论释》等;波罗颇迦罗(630)的《大乘庄严经论》;玄奘(650)的大量法相论典,这都是龙树所不曾引用过的真常大乘经系与无著、世亲系统的唯识论。”由法师的研究推知,印度与中国在大乘经典的流通顺序上是一致的,都是先“性空经论”而后“真常唯心经论”的次序。这是约时间传译的先后来说。

再就空间地域的影响而言,法师指出:我国初期传入大乘佛教的译师,主要有三位,一是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二是原籍月氏,生长炖煌,曾游历西域的竺法护(弟子有聂道真、竺佛念等);三是原藉印度,生长于龟兹,曾游学罽宾的鸠摩罗什。他们的译籍,可以看作是大月氏时代(属贵霜王朝,为兴盛于西北印度一世纪末至三世纪中叶的统一王朝)的大乘佛教代表。初期大乘经的传译,与雪山东北的斫句迦和于阗地区有关。朱士行(270)到于阗,求得了《大品般若》,后由于阗沙门罗无叉(应为无罗叉)译出。支法领西游(410),在于阗求得《华严经》,后由佛驮跋陀罗译成六十卷(唐代新译的八十《华严》,梵本也是从于阗得来)。而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版本与法显在中印度所得的一致,十卷以后(应为十二卷),则是从于阗得来补译的。可见于阗与中国的大乘经教,关系至为密切。至于和于阗比连的斫句迦,玄奘曾传说其王宫有《般若》、《华严》、《大集》等十部(或传“十二部”),都是部帙庞大的大乘经。鸠摩罗什的大乘空学,从莎车王子学来,莎车正是斫句迦的别名。于阗与斫句迦的大乘教的隆盛,比北印度并不逊色。反而六世纪后,北印度罽宾区的佛教衰落,于阗与斫句迦,却还保持著大乘的盛行。从地理上看,大乘是从犍陀罗,乌仗那,通过大雪山及葱岭而东来我国的(法显等西去,玄奘之回国,也都是这一路线)。显然,中国初期(汉、魏、晋)的大乘教说,不能不说是受到这一地区的深切影响。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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