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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 著名宗教史学家史密斯(WilfredCantwellSmith，1916–2000)指出，从人类的整体历史而言，宗教之间并非互相孤立而是有着相互的交流。例如，在佛教发展史上就不能不谈及它与印度教的关系，更不能忽略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基督宗教的发展历史中不能不谈其与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互动。因此，宗教史应是有关全人类的宗教交流史，而不应将各宗教孤立起来。换言之，宗教交流早已是不容否定的历史存在。 历史上，少数宗教信仰者在接触无宗教信仰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时，往往隐藏着某种传教的潜在动机，这种潜意识使之无法与他人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然而，还有一些例子是，即使是带着传教的动机，在经过实质上的接触与对话后，参与对话者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他便是因接触到倡导近代中国佛教改革运动的杨文会(1837–1911)等人而看到中国佛教博大精深的西方传教土。对佛教的准确把握，使他在繁忙的传教工作与社会文化工作之余，努力翻译一些佛经，并撰写论文向西方人阐释佛教信仰，认为佛教就是“上帝的福音在亚洲的表达”。虽然他那种带着基督教色彩的翻译，并没有得到佛教界或学术界的认同，但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西方人，尤其传教士，开始重视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并逐步开展与佛教徒的对话。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与传播，使很多西方人对佛教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在有意无意之中，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对话与交流。英国神学界的圣经研究权威斯特理特(BurnettHillmanStreeter。1874–1937)，在与东亚佛教徒的交往中完成了他的著作––《佛陀与基督》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从佛教与基督宗教的角度，结合自然科学的观点，探讨了宇宙的意义与人生的目的等问题，探讨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异同。可见，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各宗教的完善与发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宗教对话所预设的，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在具体时空下的活生生的对话，而不是凭空对两份文献或两套信理系统做抽象的比较。史密斯曾借用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所讲的“我–它”(I–it)和“我–您”(I–You)的两种关系，来说明面对别人的宗教的几种不同的态度。简单地说，在“我–它”的关系中是把所要理解的对象视为一件静态物体来看待，而“我–您”的关系，却是以对方为活生生的对话对象。应用在宗教研究领域，前者集中研究宗教的外在表现，例如古代的历史、文献与典章制度，后者则集中在活生生的信仰宗教者，尤其是人内在的信仰。史密斯进一步提出，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宗教。首先，是“我”抽离地谈论一个非位格的“它”，这就像一些宗教学者“客观抽离”地研究别人的宗教的外在表现，这些研究对于研究者本人的宗教信仰来说，可以是毫无关系的。另一种是“我们”谈论“他们”的宗教，于此研究者本身非抽离之旁观者，而是有了个人主观的参与投入，但仍是以所研究的宗教为别人的宗教而已，别人的宗教只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他者，却不是对话的他者。第三种关系是“我们”跟“你们”对话，对话双方各自有清晰独特的身份与立场。第四种情况是，“我们所有人”(weall)在彼此谈论“我们”，包括我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当然意味着某种宗教身份上的融合。 四、宗教对话与构建和谐社会 就宗教对话而言，有些是关于信理或神学的，也有些是关于伦理和灵性上的。信理上的宗教对话，可让不同宗教就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交流，促进对双方基本立场的了解。但有些时候这个层面的对话，往往因为难以在整体立场及具体细节上达成基本共识，只能成为各自的表述。在伦理上的对话，有些人尝试寻求各大宗教共同拥有的伦理价值或伦理底线，例如汉斯·昆所倡导的普世伦理(GlobalEthic)。此外，也有人尝试着通过宗教对话，互相分享个人的灵性体验或宗教经验，试图使双方更深入地体会对方的宗教世界，达到彼此沟通。 宗教对话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可以是双方都关注的话题，但却不一定局限在宗教领域之内。因为宗教信仰者所关注的，更多还是一般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如贫穷、人权、环保等。不同的宗教对生态问题皆有所关注，宗教间就生态问题的对话，除能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外，也能使不同宗教的生态智慧贡献给人类社会，有助于生态危机的化解。宗教对话能够使各宗教间充分地沟通，达到和谐共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多元与和谐。(信息来源：摘自《中国宗教》) 编辑：纤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