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界面对现实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大量应对措施，以求适应社会，救亡图存。首先是佛教界的组织化。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全国各种社团组织也纷纷产生。受此风气影响，为了团结各界佛教徒，共同维护佛教权益，佛教社团组织也在全国各地陆续产生。如释太虚、仁山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谢无量发起“佛教大同会”、北京佛教界发起“中央佛教公会”等，但这些都局限于一地或某些团体，对全国佛教并不能起到统领的作用。鉴于此，1912年，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总会先将各省原有佛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全国共成立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公认的全国性佛教团体i虽然这一组织在1919年被北洋政府所取缔，但“中华佛教总会毕竟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如从历史眼光看，从两千年中国佛教组织史看，迈出这一步未尝不是巨大的跳跃。它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形成了区别于古代的新传统。而且就形式而言，已获得佛教界广泛赞同，继此建立的多个全国性佛教组织其实并没有脱离其构建的基本框架。”这一组织的成立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是近代文化影响的直接产物，也是近代社会对佛教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兴办佛学院。现实让佛教界认识到，佛教再也不能停滞不前，固步自封，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兴办教育，造就僧才，否则寺产将无法保护，佛教也有被淘汰的可能。早在1912年太虚、仁山两人就倡议改革金山寺丛林为佛教大学，但终因改革丛林制度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遭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失败，并发生了著名的“金山事件”。但办学的理念却逐渐为僧界所认识，只有创办学校，才能扭转教界素质低下的尴尬局面。所以民国三十几年间，各省丛林寺院相继兴办僧教育，就连反对改革佛教最激烈的保守派寺院，也感到人才培养的重要而兴办僧教育。全国相继兴办佛学院不下三、四十所，遍及江、浙、闽、粤、鄂、湘、皖、秦、冀、川等省。佛教教育已由丛林式教育，进入学校化教育，青年僧众开始接受现代式的教育。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对民国佛教的复兴及现代佛教都有直接影响。

第三是创办佛学刊物。运用现代传媒来弘扬佛学，也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色。佛学报刊的出版发行，不仅大范围地向社会各界宣扬佛学义理，而且对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佛学报刊的面世，成为沟通佛教界与社会的桥梁，为弘扬正信佛教，消除社会普通人士对佛法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内所创立的报刊多达三百余种，其中有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也有月刊、季刊和年刊。最早的为1912年狄楚卿在上海创刊发行的《佛学丛报》和太虚大师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的《佛教月报》，而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为《海潮音》月刊，学术价值最高则推欧阳竟无於1923年在南京创刊的《内学》(即支那内学院院刊)。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有太虚、范古农、余了翁等于1923年在上海创刊的《净业月刊》，宝静于1928年在宁波创刊的《弘法社刊》，谢畏因于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威音月刊》，范古农、余了翁等于同年在上海创刊的《佛学半月刊》，谛闲于1929年在宁波观宗寺发行的《弘法月刊》，范古农于1935年在上海创刊的《佛教日报》，周叔迦等于1936年在北京创刊的《微妙声》，陈松香于1939年在上海创刊的《觉有情》。此外还有武昌的《净土宗月刊》，厦门的《现代僧伽》，潮州的《人海灯》等等。大量佛教刊物的发行，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对佛学的兴趣，对佛教思想的推广，起了其它方式无法代替的作用。

近代佛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居士佛教的兴起，一批社会名流与工商业者进入信仰圈中。章太炎指出：“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人居士长老间。””1918年，在中华佛教会被取缔(1919年5月)的同时，太虚与章太炎、蒋作宾、陈裕时等以及王一亭、刘仁航等居士在上海创立觉社，后又创立上海佛教居士林，并订立了《上海佛教居士林规约》。其时，上海居士林以工商界人土为骨干，如上海总商会董事、无锡丝商周舜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上海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兄弟，“纺织大王”穆藕初，“味精大王”吴蕴初都是居士林的活跃人物，这反映了当时佛教团体的社会基础。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那?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近代中国佛教界这一种朝气蓬勃的新兴气象，为冲破传统佛教的桎梏，吸收新思想、新思潮，努力缩短传统佛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作出了贡献。我们看到无论是佛教革新运动，还是佛学院的兴办，以及佛学刊物的出版宣传，都为现代佛教以及未来佛教提供十分可贵的经验。

二、佛教的革新与振兴

中国佛教的近代复兴除了在佛法理念上的革新，还在佛教制度上作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当时，教界有识之士有感于寺僧素质的普遍低下，和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产兴学运动严重威胁着寺院佛教的生存等状况，开始大力呼吁和积极推行佛教教制改革。寄禅一方面在天童寺积极推行十方公有和选贤制的改革，同时也大力倡导以兴立学校来保教扶宗，并率先支、持和开办长沙僧学堂与宁波佛教僧俗学校等教育和慈善机构。章太炎与释曼殊，更是积极地面对当时佛教的积习与时弊，一方面大力驳斥社会上对佛教的种种误解与偏见，另一方面，猛烈抨击晚近寺院佛教较普遍存在的流弊。章太炎还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引领民初知识界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清末民初以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以佛法开启民智”思想的余绪。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人物”的释宗仰，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爱国爱教的历史洪流之中，与革命志：亡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有着深厚的友情与密切的往来。他支持、参与辛亥革命与反袁斗争，大力呼吁并开展佛教革新运动。他怀抱着以佛法救世的思想，“窃念僧俗一体，同处积薪，未有薪燃而火不及者；共巢危幕，未有覆而卵独完者，与其薪燃幕覆，而灾及其身，何如猛发慈悲，以利济斯世?世运虽不以佛运为转移，而佛法自可挽世运之末劫。”宗仰的思想真正标志着近代寺僧在章太炎等革新派的启发下，通过自身的佛法救世革命实践而具有了彻底摆脱佛教出世的传统桎梏，从而走向佛法现世化的历史自觉。“这是宋明以来中国佛法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在这场佛教界掀起的改革复兴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文会的复兴运动与太虚大师的整顿僧伽制度运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