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号召，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掀起了认真贯彻、学习“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中国佛教界响应中央关于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号召，结合中央精神，针对自身建设，积极挖掘佛教思想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利于人群安乐，有利于文明进步的积极内涵，也提出佛教的“八荣八耻”：以爱国爱教为荣，离经叛道为耻；以勤修三学为荣，犯戒空’谈为耻；以禅悦法喜为荣，低级趣味为耻；以谦虚惭愧为荣，侨慢浮躁为耻；以感恩随喜为荣，贪著嫉妒为耻；以和合大众为荣，拉帮结派为耻；以培德惜福为荣，奢侈放逸为耻；以利乐有情为荣，损人利己为耻。从中央与中国佛教界所提出的“八荣八耻”来看，爱国是共同的要求。“八荣八耻”第一条“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就是佛教所说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国佛教历来的优良传统，这一点从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中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雷激荡，鸦片战争打破了清室闭关锁国的美梦，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更看到其先进的文化与政治制度。自清末以来，落后就会挨打的现实激发了国人开发民智、重振教育的热忱。在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也改变固步自封的意识，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衰竭不堪的佛教，遭“洪杨之乱”的破坏，以及西方文化和民主革命潮流的猛烈撞击，面临生存危机。，产兴学风潮，反宗教迷信运动，激发了佛教徒痛定思痛的反省意识，加之列强横行，神州陆沉，教界爱国护教热忱高涨。国家的厄运，民族的耻辱，社会的动荡，民众的苦难，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王朝的数千年统治，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带来了曙光，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也迎来了振作的历史机遇。于是，在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人的发动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劝学的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因而引起各省土豪劣绅假藉兴学的名义，公然兼并寺田。这种变相侵占寺产的风潮，弥漫全国。除了学校以寺院为课室外，连警察、地方军队及各种团体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据寺。

当时佛教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无法维护自身权益，但此事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其中，章太炎和释曼殊于1907年联名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二文，呼吁天下佛弟子共挽法运，护法安僧。号召僧众认清时代，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并忠告世人，勿要有逐僧占寺的荒谬的举动。

“产兴学”是近代佛教发展的危机，同时也是转机。变法维新产生，产兴学的风潮，带给近代佛教无限的困扰，但同时也为佛教僧侣自觉自救提供了一个契机，从反面推动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但佛教的命运并未有所改观。为共拟保护，产的对策，1912年4月1日寄禅、道兴等教内外人士在上海留云寺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寄禅为会长。本部设于上海静安寺，设分部于北京法源寺。这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性的全国性组织。南京政府公布《寺，管理暂行规则》，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寺院教堂办理登记。当时，全国各地由于受“，产兴学”的影响，毁坏佛像，抢夺寺产的现象时有发生。湘、皖、滇等省份特别突出。一时求助佛教总会的信函如雪片飞来，为了保护寺产，为了佛教的前途，1912年10月中旬，寄禅离开天童寺，上访北京，受到官员凌辱，寄禅含恨而逝。寄禅会长的圆寂，马上通过电报传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佛教代表迅速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汇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抗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中华佛教总会总部”的静安寺里，2000多位各界代表为寄禅法师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全国僧众莫不哀痛。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已令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得到政府批准，于上海正式成立。1914年章嘉仁波切以中华佛教总会名誉会长名义倡言尊重信仰自由，保护，产，政府依其所请颁令全国。1915年10月29日，袁世凯政府颁布“管理寺，条例"31条，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1917年内政部准章嘉之请，修改《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成立“中华佛教会”。1919年“中华佛教会”又被废止，北京警察厅重新公布《管理寺，条例》，经太虚等人人京请愿，条例未能实行。1921年，政府修改条例为24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1927年，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境内没收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同时驱逐僧尼，勒令还俗。1928年，北伐成功后，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建议改僧寺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摧毁佛教。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人积极响应，联名发表《，产兴学运动宣言》。南京政府公布《寺，登记条例》18条。1929年，内政部又颁布《监督寺，条例》21条，遭到佛教界反对，4月，在上海召集17省佛教代表举行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佛教会，请愿修正《监督寺，条例》。11月立法院通过修订《监督寺，条例》13条。

由于这些法令的公布，对缺乏组织的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当时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便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院强行接收。不久，由于太虚、圆瑛、谛闲、印光诸位法师及王一亭居士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政府也唯恐引来更大的风波，影响民心拥戴，于是将前“寺，管理条令”予以废止，另外公布“监督寺，条令”13条，立意与措辞上虽比“寺，管理条令”和缓，但对佛教并无积极的整理，掠夺，产的风潮，也并未因此遏止。

当时新文化运动兴起，打倒迷信与反、宗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儒、释、道三教，认为是类似于民间迷信之类，此运动从打倒封建迷信，引发开来成了反宗教的运动，最后甚至变成直接破坏寺院活动。为了因应时势，“中华佛教总会”于1929年更名、改组，成立“中国佛学会”，推选太虚大师为理事长。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他在1928年所倡议的，产兴学方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产，振兴教育”，并组织，产兴学促进委员会。这个方案，经由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发交教育部、内政部等部门执行。消息传来，全国佛教界哗然，认为无疑是置佛教于死地，于是纷纷致电驳斥，同时呼吁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在存亡关头同心协力，共挽狂澜，因而形成全国佛教徒空前的大团结；并于1931年4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由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送达正在首都召开的国民会议，才阻止，产兴学方案。同年八月，国民政府公布维护寺产的训令，明文规定，凡是军警或任何机关团体，如果有侵夺占领佛寺僧产的情事，一概依法办理，兴学风潮才告一段落。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