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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是佛教本土化最为典型的代表，这已成为学界之共识。从义理层面来分析，我们会看到，在禅宗思想中确有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如即心即佛的思想，平常心是道的修行理念，以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都是中国本土化的体现。明心见性，是对印度佛教历劫修行的否定，张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旨；顿悟成佛，是对印度佛教繁文缛节修持方式的革新，凸显当下即是的真谛；不立文字是对印度原有三藏十二部典籍思想的否决，而高扬的是被称为《坛经》的中国祖师思想；教外别传是对印度原有传承法脉的修正，所确立的是符合中国人宗法制度的传法体系。可以说，中国禅宗从思想乃至于修持实践上均有重大的创新意识，是对印度佛教原有理念的一种颠覆。中国禅宗这一从继承中创新的非逻辑性推演，往往被学界称为文化变异的特例，遭遇多元解读。然而，从社会与佛教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禅宗的产生并不是横空出世，祖师所创宗风亦非空穴来风。其实从达摩到慧能再至百丈，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可寻，那就是佛教与中国本土社会的相适应。中国禅宗所走过的正是一条逐渐与社会相融合、相协调的路。而历代祖师呕心沥血所探索的也正是佛法在中国的生存之道、立世之基。 一 达摩对中国佛教之最大贡献，就是他所开创的新禅法，经其后世弟子的阐发与弘扬，到慧能时正式形成禅宗。慧能弟子神会，坚持南宗为禅宗之正统所在，并认定自达摩至慧能六代系一脉相承，从此达摩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再经日后各种灯录之渲染，奠定达摩在中国佛教史上万世不拔之基。 达摩的禅法更多地带有印度头陀行风格，这一思想对日后禅风之影响主要体现于其门下对这一修持法门的弘扬与坚持。达摩一系的慧可、那禅师、满禅师等都继承达摩禅法而奉持头陀之行。即使至后来的“南能北秀”，这一偏重于苦修的山林佛教特色依然十分明显。如慧能继承道信以来不事权贵、远避朝政的传统，始终以一个山林禅僧的形象立足于岭南弘法。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就记载说：“九重延想，万里驰诚，思布发以奉迎，愿叉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子牟之心，敢忘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固以此辞，竟不奉诏。”[1]慧能拒绝皇室的征诏，其本意即是为了保持一颗不为尘世喧嚣所污染的清静心。神秀尽管被诏入京，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2]，受到极为隆盛的礼遇。但神秀内心所向往的依然是幽静的山居生活。《大通神秀和尚塔文》说他“常晦迹栖真，久乎松壑。诏至江国，祗命上京。而云林之情，肯忘山水？”[3]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山林禅师的本色。所以日后汤用彤先生评价说：“达摩一派甚重头陀行。”[4]胡适先生也认为“这一派里也很多修头陀行的风气”[5]。显而易见，达摩门下禀承乃祖之禅风皆以苦行头陀为修行之要的。 然而，这一继承弘化的过程却是充满辛酸与悲苦的。本来头陀行提倡少欲知足，是对修行者的一种规约与指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修持生活中所遵行的戒律有异曲同工之用，但我们追溯禅宗发展史可以发现，忠实奉行头陀行的达摩禅系却一直受到正统僧团的排斥与打击，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律学高僧大多对达摩一系没有好感，这其中因由何在？ 头陀行在中土的兴盛是自有其历史因缘的。我们知道由北魏开始的北朝，是佛教最发达的朝代，也是制造流民最突出的社会。流民大量涌入寺院，僧尼人数多达二、三百万，然所创寺院仍不足以容纳，于是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成为游僧。早期禅师多为托钵云游、四处参学的头陀行者，他们大都居无常所，行踪不定，很少固定于某一寺院。甚至蓄徒聚众，呼啸山林，动辄百人以至数百人，从山野到城邑，游止不定，或隐或显，这都是禅僧团的重要特征。[6]如达摩本人渡海来华，随其所止，游化为务，于少室山面壁，后不测所终。而其门下更是“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7]许多禅僧一生游道为务，居无定所。这些人主要来自于社会的下层，正经罕读，志尚下流。这种流民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居住正规寺院，也不可能去遵行僧团的规约，甚至在特殊时期会演变为暴动，由此也带来国家与僧官系列对这一现象的监管与压制。 从中国佛教发展的特点来看，佛教之所以为社会所认同，为民众所崇奉，正是由于出家众严持戒律的清静形像和行止有序的道德风貌，但因中印民俗风情之不同，许多行持习惯并不能在中土顺畅演进，如乞食一法就因不事耕作而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现象。加之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中一直不太宽容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团体，所以像禅僧蓄徒聚众、游方乞食、行无轨迹的组织方式和生存形态，必然遭到政府的关注。维系僧团道风整肃、威仪济济也正是律师职责所在，所以历史上僧官职位大多会由律师来担当。从目前史料来看，达摩禅系一直受到正统僧团特别是地论派的压制，而地论派多习戒律，且大多担当僧官。 至道信时，为避免与正统僧团的冲突，为庞大的禅修僧团创造一个适宜生存之所在，更为了减少与当政者的磨擦，适应社会信仰环境，遂在蕲州黄梅西北之双峰山安居传法，倡导团体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弘达摩禅法，创自家宗风。“自入山后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8]门下徒众达五百余人。道信初创门风，传至弘忍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禅风，聚众定居，生产自足，把禅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农禅并举的精神贯穿于信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山居独处、禁欲苦行的修行方式，使达摩倡导的随缘任运的修行观落实到了实际的禅修生活中，中国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也初步得以确立。这一修行方式的改变极大地缓解了禅修僧团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矛盾，为解决当政者所头痛的社会游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模式。对于社会政权来说，安顿到处游走的禅众当为头等大事。即使日后如武则天对神秀以及慧能的征诏，除本身的宗教因素外，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安定的考虑，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禅僧遍野的问题，可以说这样的征诏主要是朝廷羁糜和利用禅门领袖的一种策略。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明清以来，严格限制僧尼游走人间的法规比比皆是的缘由。 二 慧能是中国禅宗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象征，其禅法思想如日出东方，令思想界晴空万里，被誉为实现思想革命，标志着禅宗的根本创立。慧能禅法中不仅主张定慧不二，而且提倡戒禅一致。他把二者融会贯通，使原始佛教以后戒、定、慧三学分离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统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无相戒”法。无相戒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佛教戒律的意义，同时对后来禅门弟子破除束缚、任运自在的禅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