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程、朱理学严厉批评佛教禅宗不辨心性、以作用为性以来，尚未见有如此明确坚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为佛性的论说，如大师者。历来所谓“颟顸佛性”之说，在大师笔下却是观点鲜明、清楚明白。这正是大师对佛性理论的重要贡献。

圆瑛大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瑛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大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同上）

大师曾说，他入佛门后在“参究向上宗乘之余”，尝有志于著书一编，“即佛宗以明儒学”。然由于大师教务繁忙，至终于能如愿。其后，有阳斋居士者，撰成《佛儒经颂》一书，深契大师私衷，于是欣然为之作序，盛赞此书为“通佛儒之大窍”，“长夜之明灯”。大师在《序》中对于佛儒会通同归之意，详为阐解，深有所见，富于启发。其文曰：

“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夫佛教有言曰：‘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广运慈悲，为众生与乐拔苦。’而儒家亦有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仁者，义之本地，始虽肇于克己，而终则在使天下知所归。是与佛教自觉觉他之道，初无二致。又，考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进德修业之目，佛教亦尝立仁义等五藏之名。故龙树菩萨《释摩诃衍论》引《道品经》曰：‘佛子谛听，为汝解说仁藏、义藏、礼藏、智藏、信藏，学者从而为之。’词曰：‘不杀生仁也，不偷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斯虽不足尽比附之说，顾五常之义，显然[与]五戒之法同科，则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曜，固未可辄为轩轾。昔圭峰宗密大师有言，佛孔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洵为不刊之论！惜后代学不师古，谬兴讪谤，佛儒两宗，遂相水火。迨至有明，灵峰藕益大师，始以乘愿再来之睿哲，为息诤阐教之高文，著《灵峰宗论》，揭佛儒之精义，开人天之正眼。自兹，两教岐途，始由分而合，从晦而明。”（《佛儒经颂序》《一吼堂文集》第65－66页）

圆瑛大师博通佛儒经典，所以随手拈来即可融通佛儒之理。他不仅以儒家五常为与佛教五戒同科，而且认为儒家也同样说戒。如他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即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又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授人以终身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断除贪痴之意。戒色除痴迷，戒斗除恨，戒得除贪婪，两者和融。”（《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圆瑛法师讲演录》第20页）此外，大师还把佛教“护生”、“放生”的思想与儒家“好生”的思想也会通了起来。他说：“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是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而考之儒教，则“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且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细究其义，前两句即劝人戒杀放生，后两句即劝人持斋茹素。”所以说，“爱物存仁，提倡护生，实与佛儒之宗旨相合。”（《放生会演说》《圆瑛法师讲演录》第76页）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大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在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答辞”，转引自《圆瑛大师年谱》第220页）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转引自《圆瑛大师年谱》第158页）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大师曾明确宣称：“圆瑛虽居方外，实不同佛教中一班小乘学者，但抱出世主义，置世道人心于不顾也。而我则研究佛教垂三十年，谛观佛之宗旨，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他甚至说：“佛教专重入世，而非竞尚出世”；“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圆瑛法师讲演录》第16页）所以，只要志在济世利生，那末“不必一定出家学佛，在家也可以学佛”（“在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答辞”，转引自《圆瑛大师年谱》第220页）。此处，“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一句，既是大师一生抱定的志愿（5），同时也是大师一生事业的如实写照。

为宏法，大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尝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来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而他对此三种精神深入浅出的讲解，极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积极精神。这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大师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宏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