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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桢自交通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这时“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八年战争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充实军事装备，准备长期抗战，资源委员会派遣家桢到德国，与另外两位工程师会合，采购一座电工厂（以制造电话为主）的机器设备。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政府与西门子电机公司的交涉代表。 家桢于赴德国之前，已经在上海和居和如女士订婚，他在德国加倍努力工作，希望在一九三九年前将订购的机器运回，完成任务，好早日返国结婚。不意一九三九年八月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侵入波兰，柏林气氛紧张，许多大楼顶上架起高射炮，市民实施粮食配给。当时正在柏林的沈居士，接到中国政府急电，要他自行决定行止。他考虑到采购的机器已经接近完成，但许多机器尚未交运，如果这时离开，可说前功尽弃。因此他决定留下来，完成未竟的任务。在历经许多艰险把机器交运后，又冒险把档案资料送到揶威，交给一位许德纪工程师，然后绕道回国，向资源委员会报告，这时已是一九四〇年的年初了。 是年春天，他在上海与居和如女士结婚，六月，夫妇二人同赴昆明，在由他采购机器而成立的中央电工厂任职，初任工程师，翌年升任厂长。一九四四年调到重庆，在资源委员会任副组长。孙运璇先生当时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担任工程师及天水发电厂厂长，与沈居士友谊甚笃。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政府复员，家桢调到上海，担任资源委员会协调处代表，一九四七年辞职，在上海自行创办中国贸易暨工业发展公司。一九四九年，大陆战局激化，他将公司迁到香港，一九五二年全家移民美国。 家桢在美国纽约，先后担任环大西洋财务公司董事长，泛大西洋发展公司董事长，海运公司副总裁，美国轮船公司总裁。一九七三年，纽约圣约翰大学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一九八〇年，在他六十八岁的时候，自企业工作岗位退休，转而从事佛教文化暨弘法利生事业。事实上，他早在十多年前，即组织美国佛教会，捐资购屋创办大觉寺，早已从事弘法利生工作了。不过那时是“兼职”，一九八〇年以后，推动佛教事业就成为他的专职。 家桢信佛因缘，从幼年开始。在他生平所遭遇的许多次危难中，都因念佛而得免。不过认真的由信佛而学佛，却是中年以后的事。一九六零年前后，佛学家张澄基教授到纽约演讲，他和张教授于抗战时期曾在印度相识，至此他受到张教授的启发而认真学佛，从而推动佛教事业。近三十年的工作里程是：六〇年至七〇年间，为组织美国佛教会及建设大觉寺时期；七〇年之后为推世界宗教研究院时期，八〇年之后，为建设“庄严世界”-大庄严寺时期，近数年，又致力于佛经电脑化，制作CD-Rom的工作。 二、美国佛教会与大觉寺 一九*年春天，在旧金山弘法的乐渡法师到纽约，有一位倓虚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姜黄玉靖老太太接待他。由姜老太太的介绍，和沈家桢居士见面。沈居士到乐师住的公寓中相访，二人共谈佛教前途。他们谈到中国佛教的危机。乐师慨然的说：“中国的佛教，早在*来到之前，就已经腐败衰落，不堪为大众的领导了。”继之、乐师又说：“今天在美国，如果还是抄袭中国的那一套，祗是做些求签拜纛，宗派间互相批评，出家人把寺庙看作是自己传子传孙的家庙，佛教决不可能在美国站得住。”这一番话，使沈居士十分感动。他们相约组织一个佛教社团，共同为佛教做点事。 是年十月，乐师在张志锐、俞俊民、张朱逸民、姜黄玉靖、居和如等居士信众的协助下，成立了“美国佛教会”。沈居士当时担任几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总裁等职务，工作繁重，没有参加首届董事会，他在幕后协助。美佛会成立，公推乐渡法师为首届会长，继之创立大觉寺，乐师出任首届住持。 在美佛会未成立之前，先有一批念佛的同修，在纽约市的布朗区，租下一所公寓楼中的一层房子，大家定期同修。同修们有意成立一所正式佛堂，但以因缘未具，尚不能付之行动。直到乐渡法师到了纽约，组成了美佛会，大家再度兴起成立佛堂或寺院的心愿。美佛会成立之初，会址就设在大家租用念佛的公寓楼中。但由于场地狭小，诸多不便。一九六五年，沈家桢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购得纽约布朗区的办公大楼一幢，捐给美佛会做为会址。美佛会大楼加以改修，除供美佛会办公外，并成立大觉寺。说到大觉寺，就不能不介绍沈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居和如女士，浙江海宁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北平，后来随父母返回南方，在上海受教育。她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是金融界名流宋汉章的助手，曾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居和如女士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温婉贤淑，二十一岁与沈家桢居士订婚，二十四岁沈家桢由欧洲返国，在上海结婚后同赴大后方昆明。那时是抗战中期，物资缺乏，生活艰苦。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和如相夫教子，度过战时艰苦岁月。 一九五二年，全家移民美国，数年之后，沈家桢居士的事业日益发达，但和如有生之年，亲自操作家务，从不雇用佣人。她自幼养成整洁的习惯，家中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一九*年，她以个人私有净财，购下纽约市布朗区亚尔巴尔湾（3070ALBANYCRESCENTBRONXN.Y）的一幢建筑物（原来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办公大楼），赠予美国佛教会，作为大觉寺的寺址。 居和如居士那一笔钱财的来源，据沈家桢居士说是这样：一九四九年他们逃难离开上海时，在中国大陆的财产全丢掉了，初到美国时，生活很苦。沈居士忙于经营事业，居和如担起料理家务和照应四个孩子的责任。沈家桢居士后来和朋友合办了一家公司，到第五年的一九*年，股东分配红利，沈居士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钱。沈居士那时已信仰佛法，且与张澄基教授、陈健民居士等常在一起讨论佛学，而和如居士初起信不久，笑他们：“你们只会讲不会做。”沈居士对她解释说：“那是修慧”。和如居士笑称：“我们分工合作，你修慧，我来修福。”当沈居士分得那笔红利时，把钱一分为二，由各人分别去修福修慧，而和如居士竟然把她分得的钱，几乎全部拿出来买房子改装成大觉寺。“难舍能舍”，在一个初发心信佛的人来说，这是何等难得。 和如居士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的女善人，中国大陆开放后，得知大陆卫生落后，她关心祖国青年的健康教育，向上海的“大众医学社”长期订阅数千份《大众医学》杂志，分赠全国中学，供学生阅读。难得的是她不具名，而以“大洋彼岸华人集资订赠”，这实是“三轮体空”的布施。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