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把中国人“羞于谈性”当作封建保守的性观念，加以指责。其实“羞于谈性”，可能是中国人摆脱了兽性、强化了人性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

　　20世纪的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牺牲原有道德为代价的理论。在东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初期，也都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代价论”在实践层面上是以“性自由”与“性解放”为突破口，其理论依据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40年后，人们吃惊地发现，人类正在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一、对美国“性文化”的评说　　　　

　　美国20世纪60年代提倡“性解放”、“性自由”，并且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性放纵被视为正常，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如果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耻笑。有资料显示，在80年代的美国，80％的未婚妇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过性经验。更早的一份资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妇女有过婚外性关系。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小说充斥市场，以性暴露为宗旨的杂志如《花花公子》和《风尘女郎》长盛不衰，“儿童不宜”的Ｘ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而电视台晚上12点后播出的极尽暴露之能事的录像、电视片，则是成人们的特别“夜宵”……。　　　　

　　20世纪60代美国性自由、性解放的兴起，是自身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2001年8月 台湾《新新闻》第八期有一篇文章：《性派给台湾什麽启示》”大致介绍了美国性自由的历史及其背景，对我们大陆当今的中国人会有一些启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长大的一代，没有物质的匮乏与艰辛，他们无所事事、充满寂寞，渴望与别人的亲密接触，这就为性解放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潜力”。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以与女人做爱来消解内心苦闷与彷徨。　　　　

　　20世纪60年代，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中，就属弗洛伊德最红，他的一些名言，被当时信奉性解放的美国青年挂在嘴上，念念不忘。弗洛伊德说：“所有的快乐都源自性快乐”；“精神官能症起源于不满足的人的性需求”；“不管在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干扰是造成疾病最强大的影响力量”。把这些话集中在一起，就产生了《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最自豪的一套“性的哲学”：人们需要性发泄，认真的性发泄造就健康的人。　　　　

　　1960年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通过了让口服避孕药正式上市。这就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因而也让性爱与家庭之间的链条迅速断裂。性爱──不怀孕──不生孩子──不带进家庭的机制，才有真正的“性的解放和自由”。　　　　

　　1967年在弗尼吉亚州，对于一个白人娶了一个黑人作妻子的白人要进行审判。当时，在美国还有16个州的法律不允许白人与黑人结婚。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是“白人有权利娶黑人为妻”。这个判决，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青年们欢欣鼓舞。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现了无法用抗生素治疗的疱疹和艾滋病，它们主要是通过性交过程传染的。这两种病，对于性解放者起道了一定的“阻吓”作用。人们发现，性解放和死亡挂上了钩！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家庭道德这类“保守”思想的回潮，还有浪漫爱情追求的起死回生。于是，性自由的喧器开始退潮。　　　　

　　以上，是美国近50年来“性自由”的大致回顾。从中我们至少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歌舞升平、蜜罐里泡大而又缺乏理想信念的新一代，容易成为“性解放”的“生力军”，性走近了儿童和少年，就可能使他们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变成了性的奴隶，并更加趋向动物化；其二、人与禽兽的“本能”无区别、“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等等“性哲学”，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和“商品”，它为性解放、性商业以至性犯罪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各种媒体的“性广告”以及大量性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为整个社会性的堕落并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容忍这种性的泛滥与堕落，制造了舆论和烘托了氛圍；其四、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性的堕落提供保护和创造条件，就加速了全社会的“性化”和“性文化大国”的确立；其五、艾滋病和各种性病的迅速蔓延，又给正在发展的“性化社会”泼了一盆冷水，刚刚获得“性的自由与享受”，又与“死亡”挂上了钩。它迫使人们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重新认识性的价值与神圣，重新体验两性的和谐、爱的共融与爱的聚会，重新恢复“人”的神圣与尊严，进而向传统“性伦理”和“家庭”幸福的回归。这一短暂的历史反复及其付出的代价，将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自觉提供理性的支持。这5项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