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笑天:关于“佛教文化”内涵问题的一点探讨(2)

但是,时代的发展是迅猛的!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加速、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 WTO 的加入和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即将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时期! 当

但是,时代的发展是迅猛的!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加速、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WTO的加入和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即将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时期!

当此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之际,在东西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之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等优势的强大反差面前,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已经空前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深远意义,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所以,当此之际,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从一个新时期的视角重新考虑“佛教文化”概念的内涵。只有当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与时俱进地推向深入,使佛教文化能够对新时代的呼唤作出有力的回应,才能不负赵朴老、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二、对于文化的反思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中西方文明遭遇而较量,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认识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深入学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1]

但这个学习和反思的道路是混乱的,痛苦的,充斥了种种肤浅、迷茫和错谬的,并且还往往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变得艰难曲折,甚至遭遇时时的停顿。

然而,当东方巨人遭遇迷茫、停顿和艰难曲折的时候,西方世界也遭遇了文化发展瓶颈的自我突破问题,也变得日益关注文化问题,并进行深入的反思。因此,当时代的浪潮再次涌开了中国国门,当我们再次开始重新审视文化问题的时候,忽然发现东方和西方,在对文化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上,恰好正在殊途同归。这个课题依然鲜活,充满了世界潮流的浓重气息和民族生命的蓬勃跃动。

西方文明遵循重理性的传统,经过多年不停顿的研究和反思,关于文化的问题,已经逐渐条清缕析,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就是由劳伦斯?哈里森和塞缪尔?亨廷顿共同主编的著名论集《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正如亨廷顿在此书的《前言——文化的作用》中所叙述的,此书的问世,是为了探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关于文化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此书就是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2]

为了规范研究的成效,课题组对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与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3]

此书的各篇研究成果,汇集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文化因素(主要指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确实影响各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它有时促进这一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决策可以促进文化的变革,使文化,因而也就是使社会免于沉沦。

参加以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是西方(欧洲、北美)学者,但也有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文化为体制之母”(119页),被认为是此论集的点睛之笔。

这些世界各国的学者之所以走到一起,共同研究文化问题,是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发达的不均衡。即,西方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时而倒退,非洲各国社会发展普遍地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总之,就是文化性的(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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