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 王湛 

    偶然的一天，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穆卓接触到梁启超的几封家书，他惊奇地发现——梁先生就像隔壁家的老爷子，平易近人，宛如画上的人物一下子走到了现实。

　　出于兴趣，穆卓后来又找了几本梁启超家书看；出于喜欢，他就想自己收集一些。收集的多了，他又想知道写作背景。

　　一来二去，慢慢就成了这本书——《宝贝，你们好吗》，共收集了梁任公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

　　人们常说严父慈母，不过，看梁启超家书，穆卓倒恰恰看出梁先生的慈父形象来。

　　“对长女思顺，梁先生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穆卓感慨，“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亲切与慈爱，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于现代人而言，看看梁启超，或许我们那些因忙碌而忽略孩子的理由，就显得非常不足一提。

　　信手拈来，随意挥洒

　　记者（以下简称记）：怎么想到要编这样一本书？

　　穆卓（以下简称穆）：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梁启超这个人，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开始对梁启超的认识只停留在课本上。即便后来读了他的几本书，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远距离地看他。

　　直到偶然一天，接触了他的几封家书。一来二去，慢慢就成了这本书。

　　记：这400多封家书，是从哪里找出来的？

　　穆：主要来自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手迹》全是梁先生的书信真迹，非常珍贵。《年谱》是梁先生的弟子丁文江首先编的，从梁先生过世那年开始编写。为了资料的完整性，当时还专门登报向社会广泛征集梁先生的书信札记以及诗文电稿等，一时间，大批资料纷至沓来，其中光梁的书信就有两千多封。到了1932年，赵丰田在丁文江的指导下参与进来，四年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完成，油印五十部，交亲友征求意见。也就是这年初，丁文江意外去世，未及见到《年谱初稿》问世。

　　此后四十余年，因种种关系，《年谱》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赵丰田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重新做了整理。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不过，用原手迹对照本书部分家书内容，发现里面也有不少错讹，这在《宝贝》这本书上有所改正。《儿女们》是梁先生外孙女吴荔明的著作，吴是梁思庄的女儿，里面也收录了几封之前未刊出的书信。

    记：在收集梁启超家书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穆：要说困难，最大的莫过于对手迹的辨认了，梁先生写字经常信手拈来，随意挥洒，想到哪儿写哪儿，有时觉得意犹未尽，就会在原本的两行中间加上一行，有的写得极小，很不好辨认。当然，更多的是对字本身的辨认，可能是梁先生时间紧张，有的信写得比较潦草，同一个字，同一封信里前后写法都不一样。

　　梁先生手迹里很少有错别字，这次整理后书里之所以会出现“狠”“很”，“他”“她”等不分，完全是在当时并没有后来的“很”“她”等写法，整理时为了保留原貌，一律按原来的写法收录。

　　其次是信中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很让人破费脑筋。因为这些人在梁先生与孩子们眼里都是熟人，所以信里写的很随意，有的称字，有的称号，有的则尊称，这给不熟悉的人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

　　记：这些家书里，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穆：人们常说严父慈母，看梁启超家书，我倒恰恰看出梁先生的慈父形象来。

　　作为父亲，梁先生像任何一位父亲一样，都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材，然而，当孩子们的学业和身体呈现矛盾的时候，梁先生毫不犹豫地让孩子们放弃学习，先养好身体。在给长女思顺的一封信里，梁先生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

　　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里，父亲的爱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回归本真的，这就是令我感动的所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