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下万缘，一心系佛，宁堕地狱，不作寺院主持；二，戒除一切虚文缛节，在简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不开大法，不作法师；三，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与沽求，度行云流水生涯，粗茶淡饭，一衣一袖，鞠躬尽瘁，誓成佛道；四，为僧界现状，誓志创立风范，令人恭敬三宝，老实念佛，精严戒律，以戒为师。

二十多年精诚庄严的自律苦修，弘一法师使传统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佛门称弘一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人世的事业”。宗教的虔诚与献身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救国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

1941年，弘一法师还写过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其跋语写道：“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之后，依然广结善缘，开导众生，以唤起、提高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为己任。或者，这种“宗教救国”的理想，与大师早年“教育救国”的理想是一脉相承吧！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颇为欣慕大师，与之结“方外之友”。

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到福建拜访弘一法师，相见之下，郁达夫先生竟产生削发出家的念头，希望追随大师的步履。弘一法师对他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情去吧！”赠郁氏著作数种而别。郁氏后来因英勇抗日，被日本宪兵残杀于苏门答腊。

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回忆，徐悲鸿先生曾多次访问弘一法师这位艺坛前辈。有一次，徐悲鸿发现山上一棵已枯死多年的树木发出了新芽，颇为吃惊，于是问道：“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位高僧来到山中，感动这枯树起死回生吗？”大师答道：“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活过来。”徐悲鸿曾为大师作油画象，“以全力诣其极”，颇为深刻地表现了弘一大师的庄严与慈爱。

柳亚子先生与弘一早年同办过《太平洋报》，弘一出家后，就与柳亚子失去了联系。1939年抗日军兴之际，弘一在福建泉州度60寿辰，忽然收到柳亚子一首祝寿诗，诗曰：“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异。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当时在场祝寿的人见到这首诗，莫不缩颈咋舌，可是弘一读了微微一笑，提笔回诗偈一首，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柳亚子读后，不由叹道：“呜呼，洵可谓善知识矣！”并作《怀弘一上人》文。

弘一法师李叔同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弘一法师在出家之后，就毅然割断了他曾醉心研究过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诸艺术。唯独于书法研习不辍，老而弥笃。他认为：“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生欢喜受持，非无益矣。”（《李叔同临古法书·自序》）。

李叔同出家前即以书法名世，有深厚的碑学功底，其书法大都凝重厚实，结构舒展开张，点画方折劲健，富于才气。而他的书法之真正成熟，是在成为佛门弟子之后。

由于外部环境和内心精神世界的改变，李叔同出家以后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充满了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宁静，不激不厉，心平气和。在俗时那种点画精到，刻意求工的效果不见了，而代之以圆润含蓄，蕴藉潇洒，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正如大师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弘一法师的书法，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迹化，是大师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景仰。弘一出家后，一直保持着与在俗的朋友、学生的密切联系，而书法则是这种联系的主要媒介。他书写了大量作品，广结墨缘，也留下了一幅幅艺术精品。

除他的弟子们之外，与弘一结下墨缘的文化名人也很多。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叶圣陶……艺术家如吴昌硕、王一亭等。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详述自己在内山完造家求得弘一法书而为之欣喜不已的事。郭沫若先生亦通过法师在俗弟子转求大师墨宝，加以珍藏，还在致法师的回信中对法师一以贯之的文艺观——“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深表服膺。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