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是有学问的人；财富当中，我最心仪的是佛教的法本。智慧实实在在乃天地之精华、人伦之经纬。自古以来，凡有高尚德行之人无不对之重视有加。也正因为有如此偏好，我才得以有机缘经常与各类有学识之人交往。

　　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对智慧的体认标准各有不同，像圆真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情愿舍弃世间财富，舍弃世间辩聪之“智”，而接受佛法——这种他将之比拟为白色智慧的真智慧。以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部才智去希求佛法，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智者的所作所为。正如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所云：“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既然君子以“道充”为贵，那么恐怕也只有小人才会以“钱包鼓鼓”为富了。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又在四川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圆真，在“红蓝白”的三色道路中选择了白色这条光明大道，至于他的具体上路经过，还是听我来叙述他的原话吧。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总会对身处的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做出一种反应。而这种认识和反应又跟自己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和大多数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一样，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有近二十年是和校园联系起来的。对我而言，世界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校园投射反映的。纯色是校园生活的基本色调（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校园生活有两个阶段、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阶段，一个是蓝色阶段。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片红色中度过的。课桌课本是各种红色运动遗留下来的装饰；雷锋、刘胡兰、董存瑞再到后来的张海迪，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典型让我们去学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先进人物报告……在我记忆的胶卷中，留下的都是这些关于红色的影像，每当我试图去寻找有关课堂生活的细节时，结果却总觉得一片模糊。不过也正因为红色的单纯，才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阳光灿烂。少年时代的我，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纯洁善良的红孩子。

   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几乎同步开始运作，这一切反映在校园生活中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当时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上大学便成了每个孩子心中最高的理想。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学习中败下阵来，数理化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数理化就是科学，科学在我的思维中就像蔚蓝色的深深海洋般，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顺理成章地我就上了重点高中并最终迈进了大学，而且特骄傲地选择了理工科，因为那是科学的重镇！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纯蓝色的思维方式——命题、推理、判断、论证、结论。如此做学问，以至看世界也带上了这种思维的烙印。我甚至骄傲地认为自己已掌握了认知世界最好最科学的方法，并且固执己见。那个时候佛教离我还很遥远，我甚至认为它是老太婆的迷信，是失意者的避难所，佛教与我这个现代知识青年是不搭界的。

　　毕业后我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工作，带着红色的热情与蓝色的理想。那时我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整天和图纸打交道，也通过图纸，我才与社会有了真正的接触。这时，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红色与蓝色在这个驳杂的世界里怎么是那样的脆弱不堪？靠纯色建立起来的理想和价值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当时的我不能认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也不赞成对物质文明的单纯追求，但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思想平台来支撑我的理念。因为单靠红色的理论去说明问题已经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有时我甚至还会遭到别人的嘲讽。我这时才不得不开始反省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我的知识结构出了毛病，理工科带给我的理性思维是否过于单调了，它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于是我决定重返校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这次我选择的是文科，一个可以和社会广泛接触的专业——新闻传播，以弥补自己人文方面的欠缺。

　　记得那时开了一门课《美学研究》，它不是局限在对各种艺术形式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存、人的感觉以及人的情感，简单地说就是对人本身的研究。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问题被老师在课堂上精彩地演绎着，佛教也第一次如此正面地进入了我的思想领域。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常常忽略了对灵性维度的思考判断，只局限于眼前这个世界，“眼见为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判断标准。然而茫茫的宇宙、无始终的时空，人的眼界又能有多大、多远呢？面对世界，人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认知能力的大小，而不是轻易地就做出评判，在自己有限的见识下做出一些看似合理、正确、客观的结论。在我们习惯的理性与感性的平面上，宗教建立起了灵性的第三维度，单向的思维自此开始被打破了。这时想到自己以前以现代知识青年自居而轻视佛教的言行，着实让人感到幼稚可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性喜欢自由的我开始有机会游历山水，并且发狂般地喜欢上了旅游摄影，也因此而结识了许多同好。在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藏区成了我的最爱。藏族人都信奉佛教，走进藏区，人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佛风振荡，处处都能看到经幡、经筒、玛尼堆，还有雪山青草喇嘛庙。雪域高原除了带给我审美的惊叹，更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那些生活在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高原的人们，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所表现出的从容自在和乐观真实，是那些在繁华都市里驾靓车、住豪宅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看来幸福的依据并不在拥有财富的多寡。

　　有一张脸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现在闭上眼睛，那黑黑的眼眸、白白的牙齿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九八年国庆，我和几个朋友出门旅游，经过火车汽车的轮番颠簸之后，我们来到了地处甘南藏区的夏河。那是我第一次端相机摄影（以前都是持傻瓜相机到此一游），面对草原、寺庙和藏胞，我那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有天上午在拉不楞寺大经堂的广场上，正当我端起相机对准经幡起劲地拍照时，突然镜中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在向我挥手。“难道不准拍？管他呢！”我装作没看见，照旧飞快地按动着快门。可那个身影还在向我招手，我只好收起相机向他走去。一张少年清纯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黑黑的眼睛、白白的牙齿，一种久违的纯真笑容挂在嘴角，并不强壮的身躯裹在红色的僧袍里，显得和谐而庄重。仿佛穿过时空隧道一般，我和他没有太多的迟疑就抓住了对方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可亲切自然好像是由来已久。他用生硬的英语不断地说着“I like you”，这让我分明感觉到他就是我弟弟。在我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光亮。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你们大概是前世的兄弟吧”，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前世今生”的存在。至今，每当我看见那些红色的僧袍时便会自然地产生出亲切感。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