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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城市交通——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优先发展私人轿车。我们经常举发达国家的数字，说他们拥有多少多少私车，鼓吹中国也应该“轿车进入家庭”。然而，那只是部分的事实。世界上所有大型城市无不是主要靠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之类的轨道交通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在香港，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占到了90％；在华盛顿占到了80％，而这一比例在北京只有40％，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是70％，现在比那时反而下降了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公共交通所占的比重如此之低，导致交通系统的低效，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如果主要不依靠效率更高、更加节能和清洁的公共交通，而鼓励发展私人轿车，天天堵车、空气污染就不足为奇了。 要反思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化模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生活在长江灾区的人民，当洪水来临的时候都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基本的生态保障，花了很多努力，勤劳致富的成果，就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同样面临着这一选择。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还有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如果我们连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都保护不住，我们在沙滩上建设许多大厦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没有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健康不保，随时生活在水旱灾害之中，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现代化么？问题就是这么严峻，而且并不遥远。 在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理应进行一场反思。20世纪70年代，有一批环境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讨论人类拼命追求经济增长是否合理，有没有一个极限。事实上有些国家，如新西兰，它们采取的是“零增长”战略，就是在能够维持社会需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不再去开采更多的矿山，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以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环境，究竟是应该花更多的人力物力保护、修复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还是盖更多的宾馆酒楼，急功近利地去发财挣钱？ 事实上，单纯争取经济增长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大多数国家都被导入了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从世界银行开始，对各个国家的评价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人均GNP。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种对GNP的追求已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破坏基因。大家在拼命追求GNP的时候，逐渐忘记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建设。有的学者指出，用单纯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国家发展的水平是很有限的，在发展初期可以这样衡量，如同对一个婴儿，用体重作为成长指标很有效；但对一个成人仅用体重、身高的指标显然是不合理的，必须考察他的智力、思想、道德等等。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单纯的GNP说明不了更多的问题，还要看他的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科技水平、文化道德等等。世界银行在研究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有人称之为“绿色GNP”。这种新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中，包含了三类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人工生产形成的经济增长；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水平；第三类是自然资源水平。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的状况、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按这种新的标准排序，中国排到了世界第162位(1998年)，中国的财富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的财富也略高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最低的就是资源指标，仅为3％，世界自然资源平均水平是20％。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储备很低，你发展不了几年，资源就会用完，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什么叫资源约束呢？比如在北京这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就不应发展大量耗水的企业，我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要首都还是要首钢》，在北京这么缺水的地方，发展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重工业，是非常愚蠢的。有的人甚至认为，北京连旅游业的发展都应控制，因为宾馆耗水是非常严重的。北京应该分散城市的功能，不应该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心，不应再扩大规模。 布朗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曾经对中国有很多的希望，希望未来是中国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现在看来，我们真正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就是尽快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突围，开辟我们通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走出我们的发展困境。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