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 来源：光明日报 今天我们谈“保卫黄河”，实际上是“学会生存”这么一个主题。中国真正要进入环保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价值观念，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可以叫作“绿色文明”。 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灾难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环境灾难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日常行为影响着环境质量。有个朋友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自然界的环境恶化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对立，人类对大自然掠夺性的过度开采、索取，造成了今天的环境状况。对于现代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格外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还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但更多的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面临的实际是致富的压力，觉得自己没有一辆车、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而且渴望一夜暴富。这种观念不仅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有，也蔓延到内地，以及贫困、边远地区，相当多的人心态是失衡的。 很多人把美国生活方式视为一个目标，在这方面，美国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个很坏的导向。统计表明，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33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状况不可能追求这样的目标。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我们的祖先曾经总结出非常有效的生活目标，就是“丰衣足食，勤俭持家”。这种生活哲学是中国人在既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生存智慧。也许，我们应当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应当有所节制，我们的社会也应当鼓励节俭，而不是去刺激每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享受更高的消费、占用更多的资源。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在座的年轻一代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都不可能追求富贵和豪华。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在急剧减少和恶化，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理想，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目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朗教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还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他对中国耕地的大量减少，以及建议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不宜大量种植水稻等等意见，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预言全球性的大水荒已经来临。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这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中国同样显现了。 例如黄河断流。造成黄河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固然有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等全球生态变化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坏的历史原因等等；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黄河上游对黄河水量没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当我们把黄河上游变成“塞外江南”的时候，黄河的下游快要变成塞北了，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省的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黄河之水天上来”，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水资源似乎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我国还没有一套有效的跨流域管理水资源的办法。前些年在江苏和安徽之间也经常围绕水资源的分配、泄洪分洪等问题发生政府之间的冲突乃至村民之间的械斗。这类问题，今后会更多。 关键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所谓的绿色文明、绿色生活方式。我们的商家对“绿色”是最敏感的，“绿色”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招牌，开发了许多真真假假的“绿色产品”。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可以看到一个海狗油的广告，台湾演员出演的，“人人都为礼品愁，我送北极海狗油”。我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她看了这个广告说：“瞧这个潘金莲，又来破坏环境了。”其实海狗就是海豹中的一类，在中国是二级保护动物，在国外长期没有发现它可利用的价值，没有人去开发它，数量也很多，结果被我们中国人开发了。大家想想，只要中国有几分之一的人爱上了这个“礼品”，北极的海豹就将遭受灭顶之灾仔细想想，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不符合环境伦理的。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危害。比如甘草，甘草是最普通、廉价的草药，但由于对它的大最采集，挖地三尺，加剧了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又比如麝香，麝本来是遍布大江南北非常常见的动物，麝香用于做片仔癀等中药，现在还每年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动物学家估计，按照现在的速度，麝在一二十年之内就会在中国绝迹。 另一方面，要反思我们的机制、体制、制度。要真正把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扭转过来，需要放弃很多东西，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存状态，这是非常难的。直到现在，我们的环境治理基本还是一种末端治理，先污染、后治理，已经污染得不像样了，才关闭一些企业。以北京的大气污染为例，现在北京市把治理大气污染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鼓励所有单位烧低硫煤，大量使用天然气，包括公共汽车以后都使用天然气，等等。但代价非常昂贵，从陕西铺天然气管道到北京，进入千家万户，差不多要100个亿左右。另外，制订了新的汽车尾气标准。现在北京市的汽车拥有量虽然只有西方同类城市的几分之一，但我们的空气污染却是他们的几倍到几十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尾气标准定得太低。这里有规划或制度安排的问题。 北京有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好。首先是它的城市规划。如果我们仍然采取延续了几十年的过度开发旧城中心的战略，使人流、物流、车流主要向城市中心集中，汽车尾气和交通拥堵的状况就好不了。最近报纸上也在讨论怎么根治交通拥挤的问题。在三环路四环路上减少出口，增加新的规则，单双号分流等等。这些都是末端治理，如果没有宏观的治理，只是被动应付，绝不可能真正有效。事实上，北京修的路够多的了，香港、纽约、华盛顿都没有北京那么宽阔的街道，人家不堵车，而且车速极快，什么道理？我们缺少另外一些东西，缺乏大思路，缺少远见卓识。当时许多专家反对在王府井修东方广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容量巨大的商业设施会进一步加剧车流人流向市中心的集聚，交通不是更拥挤么？为什么不把东方广场修到石景山、修到大兴去？当然，繁华地段的土地价格高，商业利益大，但作为政府规划，就不应迁就房地产商的眼前利益。所以，根治的措施，首先是彻底改变过度向城市中心开发的战略，将旧城之内的人口压力和过于集中的城市功能分解、疏散到三环、四环以外去。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