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今年十月在台北出席中国哲学会举办的“2005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时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文化的瓶颈与出路——以佛教文化破解历史怪圈》。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

人类社会能否稳定发展，人类生活能否长久幸福，取决于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第二层次）的妥善与否；而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的妥善与否，则应当取决于民族精神（第三层次）的境界高低。民族精神的境界，一般来说，具体地由文化的境界来体现……

并进而尝试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即：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人——的价值判断，并基于这一价值判断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利益的安排……

一个文化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将决定该文化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判定。唯有这个终极价值的判定，才能对该文化辐射范围内的人类的伦理道德构成强制性的约束，形成一个道德底线，并直接影响该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政治）和利益安排（经济）。

笔者在写作如上论文时，尚未读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这部书，但所表述的观点以及论文中的进一步论述和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与该书的观点和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此，后来读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本书，知道了这个课题和成果属于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最前沿的课题和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振奋，更增加了进一步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方面课题的信心！

所以，今天在这里，想借此机会重新提出佛教文化内涵的问题，就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即，我们今天研究佛教文化的问题，应该与时俱进地把所关注的重点，放到佛教的价值观、信念、态度、取向，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上来，并进一步关注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社会过去曾经产生过什么影响，现在正在产生什么影响，和未来将会如何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的、进步的影响的问题，以及如何挖掘佛教的最精粹的智慧和精神，如何以佛教中最积极最进步的精神和智慧，对未来的中国发挥最积极和最进步的影响。

惟其如此，佛教才能如赵朴老和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所期望的那样“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

三、结语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解决严峻的发展不平衡的“南北矛盾”的复杂问题，为此，人类需要开创一种崭新的文明。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它的成败将会给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5]。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佛教有义务和责任奉献自己最卓越的文化精华，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6]！这才应该是赵朴老、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对佛教文化寄予了深切厚望的原因所在。

[1]  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文化概念及其他》（《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  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共同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p.3。（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3] 同上。又，笔者理解，其所谓“纯主观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译者此处的用词似乎未必精准。

[4]  参见庞朴《文化概念及其他》（同前）。

[5] 参见西班牙《先锋报》2005年11月14日登载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不是龙》，中国《环球时报》2005年11月30日转载，名为《一个真实的中国》（第六版，汪析译）。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