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之际，在东西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之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等优势的强大反差面前，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已经空前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深远意义，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所以，当此之际，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从一个新时期的视角重新考虑“佛教文化”概念的内涵。只有当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与时俱进地推向深入，使佛教文化能够对新时代的呼唤作出有力的回应，才能不负赵朴老、真禅法师等佛教前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二、对于文化的反思

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中西方文明遭遇而较量，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认识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深入学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1]

但这个学习和反思的道路是混乱的，痛苦的，充斥了种种肤浅、迷茫和错谬的，并且还往往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变得艰难曲折，甚至遭遇时时的停顿。

然而，当东方巨人遭遇迷茫、停顿和艰难曲折的时候，西方世界也遭遇了文化发展瓶颈的自我突破问题，也变得日益关注文化问题，并进行深入的反思。因此，当时代的浪潮再次涌开了中国国门，当我们再次开始重新审视文化问题的时候，忽然发现东方和西方，在对文化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上，恰好正在殊途同归。这个课题依然鲜活，充满了世界潮流的浓重气息和民族生命的蓬勃跃动。

西方文明遵循重理性的传统，经过多年不停顿的研究和反思，关于文化的问题，已经逐渐条清缕析，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就是由劳伦斯•哈里森和塞缪尔•亨廷顿共同主编的著名论集《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正如亨廷顿在此书的《前言——文化的作用》中所叙述的，此书的问世，是为了探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关于文化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此书就是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2]

为了规范研究的成效，课题组对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与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 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3]

此书的各篇研究成果，汇集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文化因素（主要指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确实影响各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它有时促进这一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决策可以促进文化的变革，使文化，因而也就是使社会免于沉沦。

参加以上研究的学者主要是西方（欧洲、北美）学者，但也有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者。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文化为体制之母”（119页），被认为是此论集的点睛之笔。

这些世界各国的学者之所以走到一起，共同研究文化问题，是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发达的不均衡。即，西方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拉丁美洲各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时而倒退，非洲各国社会发展普遍地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总之，就是文化性的（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取向。

其实，我们的前人在反思文化问题的时候早就意识到了文化的三个层次：第一，物质层次（包括科学技术）；第二，物质、精神相互涉入交融的层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制度）；第三，精神层次（民族心理、文化境界）。[4]《文化的重要作用》的作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属于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