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止持之后应习作持。如何研习作持，弘一同样从律学元典中摸索出了独特的心得。他主张要循序渐进，并提出了四条先后次第途径。首先，熟读南山《随机羯磨疏》，并参阅怀素集《四分僧羯磨》。其次，熟读羯磨后，应详阅《四分律》第二分十至终卷。在此，弘一法师特别提醒学律者，研阅羯磨，应随时作一些节要记录，既便于记诵忆持，又利于日后检索。弘一还提出，有必要补阅灵峰智旭《毗尼事义集要》所未阅部分，然后再阅灵芝元照所著的《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前所未阅部分。

弘一开示了习律者入门次第后，还结合自己的学律体会与研律心得，就佛门习律的基本方法作出了指示。他说：“像季以来，律宗衰。羯磨结界，罕有行者。真修之士，不须求待他人，宜自密修胜行。余尝宗《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集自行抄一卷，以备有部学者承用。若习四分者，宜准是规式，别集‘四分律自行抄’，依之修持，检寻方便。”

弘一正视律宗衰落的历史现状，同时也尊重习律者既有重有部律，亦有习四分律的客观现实。尽管弘一本人以南山律学为宗归，但他同样研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并尝撰《毗奈耶犯相摘记》。就中土律学而言，弘一还坦诚地指出，“若有余力，再博涉《续藏经》中律部诸作。怀素、允堪二师，虽与南山、灵芝异其轨辙，然各有所长，学者宜悉心详览焉。”于此可见，弘一法师自己虽归宗于南山一系的弘律立场，但他在自己用力最勤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中，所表明的仍然是弘倡佛教戒律学的整体立场，而非拘限于一宗一派之得失。正是这种“无我”慈悲，使其弘律志行在民国佛教界独树一帜，格外耀眼。

无论是止持还是作持，都必须全面而完整地研习戒相。当时，随着佛教界从日本请回失传的南山律宗三大部，佛门对律学的关注正方兴未艾。针对于此，弘一设法请购了当时各地刊刻的佛教毗尼藏经，不仅细加校阅，而且还一丝不苟地悉心指明不当之处。弘一为人敏感，处事严谨。治律者，尤容不得半点闪失与错谬。佛门不整、戒律不严、僧格扫地，是当时佛教界普遍关注的现实情形。僧人持戒如法修行，一直是佛教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为了方便僧人学律，各地佛教刊刻机构印行了许多影响广泛的重要律著。但如果缺乏对佛教戒律学的历史源流、戒相全面观照，则往往流于戒相繁杂而事倍功半。因此，在弘一潜心治律的过程中，曾费心地广寻当时各地刊刻的所有律部诸书，并加以校勘比较。

弘一的律学名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正是如此严谨治律的结晶。他曾一再提醒有心习律者, 常州刻经处版律部诸书及金陵刻经处所刻之《四分律》，皆未圈点句读，宜与《频伽藏》校对，补录圈点。但《频伽藏》本，却多讹误、脱略之处，宜详辨之。又如天津刻经处版的“南山律三大部”：《四分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行事钞资持记》，皆依日本续藏经会本写刊，而删其科文，似有未可。弘一认为，其补救方法是，检寻续藏经刊本中的灵芝《戒本疏科》8卷、《羯磨疏科》4卷及《行事钞科》12卷，别本刊行。为了校勘比较，弘一还设法托人从日本名古屋请购古本木版南山律学三大部，共计80余册，尽所能及地对版本作一对勘。注重发掘律学元典，引导研律正范，这无疑成为弘一弘护律学的正行体现。

律行为本  以正僧范

佛教律学，虽名为学，其实为行。南山开宗律师道宣法师在其《四分律行事钞》中，最终所突出的正是“三行”：一以“众行”摄僧众行事，二以“自行”摄自修持犯之事，三以“共行”遍摄僧众与个体。因此，依戒行事为佛僧如律修行的终极目标与根本方向。通过效法以律严身的益智旭，弘一在其日常修学中，特别注意出家僧依戒行事、如律行持的律则僧范。

弘一的佛法信仰及其修持，私淑益，持续终身。他在《余之弘律因缘》中曾说：“初出家时，即读《梵网合注》，续读《灵峰宗论》，乃发起学律之愿。”对于影响深远的以《百丈清规》为主导的丛林律制，弘一亦因循智旭之见，认为《百丈清规》虽为唐代百丈怀海禅师编纂，但其后屡经他人增删。至元代时改变尤多，其本来面目已难以考辨。因此，晚明莲池、益二大师力诋斥之。如益曾指出：“正法灭坏，全由律学不明。百丈清规，久失原作本意。并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节，文理不通。今人奉行者，皆因未谙律学故也。”又说：“非佛所制，便名非法。如元朝附会《百丈清规》等。”据此，弘一明确表达了自己潜研律藏，返归佛教律学的本源性规范的修学取向。他说：“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须阅览。况伪本乎？”既然如此，丛林修学如何才能真正如律修行，就是一个严峻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自明清以来，丛林授受戒法，同样问题多多。如关于沙弥戒法，民国时期的丛林，大都依据于云栖宏的《沙弥律仪要略》。弘一对此表示不能苟同。他的理由一如智旭所言，“莲池大师为净宗大德，律学非其所长。所著《律仪要略》中，多以己意判断，不宗律藏。”弘一此见，同样基于益在《梵网合注缘起》中所表明的立场：“莲池大师专弘净土，而于律学稍疏”。具体言之，如益明确曾指出：“《律仪要略》颇有斟酌，堪逗时机。而开遮轻重忏悔之法，尚未申明。”正是基于以上所见，弘一对现实丛林授戒所依据的《沙弥律仪要略》，认为“虽可导俗，似犹未尽善也。”此见显明，佛教戒律的完整性规范，不仅必须契合于出家僧的修学根机，同时更应该源出于对佛教律藏的本源性把握。如智旭曾先后三次检阅律藏，至少两次讲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智旭为改变“但见闻诸律堂，亦并无一处如法者”的丛林律状，在他五十岁特别着意于复兴丛林如律修行的戒法，尝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以令正法重兴。这是依据于《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与《十诵律》所说之有效律行。弘一自当极为熟悉智旭所尝试推行的这一律行。

与智旭大体先后同时主张弘律的宏、见月等人相比较，即可明显看出智旭弘律导归个人持戒而非遵守僧团清规的取向。弘一不仅在如何恢复如律戒行的佛教识见上追随智旭，而且还在具体行为上同样效法智旭，承袭智旭的弘律导向，关注比丘僧个人的持戒正范，而非出于组建僧团的丛林需要。这成为弘一在研习佛教律学的基础上，自30年代后尝试弘律的基本立场。此诚如他本人晚年所总结：“我出家以来，在江浙一带并不敢随便讲经或讲律，更不敢赴什么传戒的道场。”这一点亦与智旭弘律经历相仿。智旭虽以复兴僧律为心志，但他终生所遇的同修道侣不过数人而已。弘一在民国时期弘倡律学的丛林处境，并不比智旭所处的丛林环境理想多少。尽管弘一在浙江的弘讲律学，次数不多，仅见四次，且弘传范围不广，但其影响仍不容忽视，从中可见弘一在离浙赴闽前的弘律历程。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