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众能不能主持佛法？印老在这里的回答是肯定的。能主持到什么程度呢？印老在这里告诉我们了他的内涵，那就是弘扬佛法。是啊！弘扬佛法不仅是出家众的事，也是在家众的事。出家众有责任，在家众也有责任。印老例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居士大德们在弘法上的建树，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是在家居士的榜样。佛法的弘扬面对的是社会大众，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独揽。而从佛子的角度来说，弘法是一种本分，僧伽有住持佛法的责任，社会大众有佛法的需要，所以我们才要弘法。这不是争夺市场的问题。印老鼓励在家众也能弘扬佛法，并能分担僧伽的弘法责任，这完成是对的，是有利于佛教健康发展的。《方针》接着说：

释尊在适应当时的情形而建立的佛教，住持的责任，是属于出家众。然在佛教发展中，大乘佛教已倾向于在家中心了。佛灭千年以后，各处的佛教，变化都很大。如西藏的红教喇嘛，是娶妻生子的。著名的元代帝师思巴，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日本，亲鸾建立的真宗，主持佛教者，也是在家化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各宗，可说是一律向真宗看齐。在一般的观念上，虽然把红教喇嘛，日本法师，看作出家的僧侣，其实是什么也不合出家的定义。称之为出家，简直是大讽刺！恰当的名词，应该是“主持佛教的在家众”。

印老的这段话想从佛教发展的角度，证明在家众主持佛教的可行性，印老是想给在家众打打气，也算是印老的慈悲、方便。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很严谨。

一、“释尊在适应当时的情形而建立的佛教，住持的责任，是属于出家众。然在佛教发展中，大乘佛教已倾向于在家中心了。”佛陀成立僧团，制订戒律，赋予出家众住持佛法的职责，这并不是一时的权巧，乃是千秋大计。在佛教的发展中，大乘佛教已倾向在家中心了，这似乎也不是现实。正如印老在《华雨集》说：

大乘佛法，推重在家菩萨，而实际上，大乘佛教还是以出家比丘为主流的。如西元三世纪的龙树Na^ga^rjuna，提婆A^ryadeva，四世纪的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大乘佛法”的宏传者，都是“菩萨比丘”身份。

也就是说：在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大乘经典中虽然出现的大菩萨们，虽然多数是现在家相，但大乘佛教的弘扬还是以出家众为主流的，在家众毕竟是少数的。

二、印老又举出日本的法师、西藏的红教喇嘛，为住持佛教的在家众的例子。首先对于日本佛教，在《方针》的最后一部分也有所论述。《方针》说：

说到在家佛教，佛化家庭，或者会联想到日本式的佛教。有些人是以日本佛教为蓝本，而幻想著在家佛教的发扬。但契合于佛意，适合于中国的在家佛教，决不如此。老实说。现代的日本佛教，是从出家佛教而演变到在家佛教，在演变的过程中，背弃佛法而屈从世俗。日本式的佛教，不是佛教化的家庭，是家庭化的佛教。不是在家佛教，而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佛化家庭，是由在家信众，促成全家的学佛，是一般的；而日本的寺院家庭化，却是少数的。佛教僧团的特征，是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戒和同行。中国的古旧丛林，还多少有此美德。寺院子孙化，所以不是我们所赞同的。而日本的寺院，除少数本山外，都是父子继承的家庭。虽说有本寺与末寺的统摄，有对本宗本山的应尽义务，而实各寺院的主持人，大都是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且，佛教是真正的信仰自由者，但由于家庭的承袭，而“寺子”成为当然的佛教主持人，这与印度的婆罗门教祭师，中国的火居道士，有什么差别呢！这样的佛教家庭化，父子承袭制度，是适应于家天下的政治形态，适应于家业私有制、承继制的社会。适应过去的时代，日本佛教有过辉煌的业绩。但如不能改进，永久停滞于私有的家庭化的阶段，时代会证明他前途的困难。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国情，有日本的传统，他们会关心自己的佛教，不一定要我们来担心。而在中国，尤其是遭受重大摧残而进行重建的中国，我们是应该加以深切考虑，不容许盲目地崇拜。

为什么说他是变质的出家佛教呢？因为，他们本是出家众，而放弃了出家的生活，回复了男女互相占有，经济的家庭私有。然而并不曾回到在家本位，放弃不了属于教团的寺院财产，放弃不了香火、经忏，放弃不了出家的标帜──袈裟。所以这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不是纯正的在家佛教。称为佛教教团，不论出家在家，教团的道场、经像、法物、财产，都应归于佛教的公有，主持者应从发心正信行愿精进中被推选出来。在家的主持教务者、宣教者，应由教团解决其家庭的生计；而家庭的经济，必须与教团经济分开。

印老在前面举出日本佛教的例子，担心有人走日本佛教路线，向他们看齐。于是进一步指出日本佛教的实质。日本佛教并不是纯正的在家佛教，而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是不值仿效的。西藏的红教喇嘛似乎也不可以把他们看成一般意义上的在家众，何况西藏佛教中宗喀巴大师创立黄教，并使黄教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就显示了藏传佛教中，出家众在住持佛法中重要位置了。

那么应该如何建设在家佛教呢？《方针》说：

建设由在家众所主持的佛教，有两点是必要的。一、组织的，二、入世的。释尊把住持佛教的责任，付托僧团，当时虽是出家的，却有著集体的生活，团体的纪律。惟有和合而健全的僧团(等于异教的教会)，佛教才能因大众的协力，而迅速的发展起来。近代的中国佛教，由于出家众的缺乏组织，只能以个人中心而进行无组织的教化。缺乏组织，是不易存在于今后的世界。如在家众而还是如此，那是决不因为在家而有办法的。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热心爱护佛法的，要从同见、同行的组织去著手。在过去，如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虽说不理想，但确乎有过在家佛教的组织雏型。在家的佛教组合，必须由发心正确，动机纯洁的信众来组织，又从组织中加强信解，成为和乐的内修外化的教团。组织的核心分子，应该特别审慎！如不以佛法为重，而只是为了他有地位，有经济，或有点恶势力，东拉西扯，混沌一团。少数信解佛法的正信弟子，不问事，也不容许问。而主持教务的，却是一些特殊人物，无信无解，把持教团，那末在家的佛教集团，也还是毫无希望。建设在家的佛教，必须著重组织(不是要政治)，而要有以正信、正见、正行为核心的健全组织。

在家众，无论是声闻法，菩萨法，都有著正当的职业，遍及各个阶层。特别是大乘教的领导人物，如“入法界品”所见的大善知识，维摩诘居士所表现的不同身份，都是社会的中坚分子；以不同的业务，向同一的佛法而前进。所以在家的佛教，在共同的佛教组织中，应各从自己的岗位上去努力。自己所知所行的业务，即是修学菩萨道的道场。与自己有关的种种人，即是自己所摄受教化的大众。这才能净化世间，才能利乐人群！专心于宣教的说法师，处理教务的职员，那仅是少数人，如政党而有宣传人员与党务工作人员一样。发扬佛教与主持佛教，并不单是这少数人的事情，但这少数人，却是极重要的，应以佛法的信愿解行为标准，而从大众中推选出来。如建立在家佛教，不能把握这主要的意义，而只是强调厌离，卖弄神秘。工作方面，不著重入世的实际利行，而还只是敲敲打打，唱唱念念，坐坐说说，收弟子，争供养，那就大可不必多此一举了！在家中心的佛教，应该是依人乘而趋向菩萨；应将佛教的思想，推行到一切去。日本佛教徒的参与教育工作；锡兰摩诃菩提会兴办学校与医院，这多少可以作为在家佛教的榜样！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