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能忍最初学天台宗，通过学习最澄等传到日本的禅宗典籍而无师独悟，以摄津的三宝寺(现大阪市东淀川区大桐三丁目)为据点，阐扬宗风。能忍与荣西虽然都传承中国的宋朝禅，但与荣西两次亲自入宋求法、得到中国知名禅师的印可不同，能忍本人并没有亲自到中国求法的经历，所以他的无师独悟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为了消弭这种内外的疑虑，增强本宗的正统性，能忍派遣自己的两名弟子练中、胜弁到中国，将显示自己的所悟境界的诗偈呈示给当时大慧派知名禅师、住明州(今宁波市)阿育王山的拙庵德光，期望得到印可。德光感其精诚，当即给与印可，并赠达磨像、德光本人顶像及赞文。达磨像的赞文曰：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太华擘开，沧溟顿竭。虽然接得神光，争奈当门齿缺。

其赞文之后记曰：

日本国忍法师远遣小师练中、胜弁来求达磨祖师遗像。大宋国住明州阿育王山法孙德光稽首致赞。已酉醇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书(印)

德光的顶相的自赞文则曰：

这村僧无面目，拨转天关，掀翻地轴。忍师脱体见得亲，外道天魔俱窜伏。

其赞文之后记曰：

日本国忍法师远遣小师练中、胜弁到山问道，绘予幻质求赞。已酉醇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大宋住明州阿育山拙庵德光题。

可见，能忍弟子蒙拙庵德光接见，并得到达磨像及德光顶相，是在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的6月3日。而根据达磨宗的文献《成等正觉论》的记载，能忍的两位弟子，是在同年的8月15日归国的。关于能忍弟子归国与达磨宗的成立，《圣光上人传》有如下记载：

昔有大日禅师者，好索理论，妙契祖意。遂令文治五年夏遣使于宋国，请法于佛照(育王山长老也)。佛照印可，赐祖号。于是禅师经院奏，弘达磨宗。

圣光上人弁阿是能忍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与能忍曾有过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从这一史料看，能忍及其门流是得到当时朝廷的敕许而名正言顺地弘扬“达磨宗”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莹山的《嗣书助证》中得到佐证。

在能忍之前，人们提到禅宗，往往称之为“佛心”宗，虽然最澄等也有“达磨宗”的说法，但并不是指日本的特定宗派，而是泛指一切以达磨为祖师的禅的信仰者或实践者。“达磨宗”作为日本一个佛教宗派的专有名称，无疑开始于能忍。达磨宗著作《成等正觉论》解释此宗由来云：“夫此宗者，达磨大师所传，故名达磨宗也”。可见此宗自觉地以达磨为号召，以继承达磨的道统为已任。

能忍的达磨宗与荣西的活动受到朝廷的禁止，是在建久五年(1198)。所以作为一个宗派，达磨宗的公开活动，就是从练中、胜弁归朝的文治五年(1189)到建久五年的十年间。达磨宗虽然作为一个宗派的活动时间并不长，但在日本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上仍然是影响深远的事件。

如上所述，禅宗最初是被最澄作为“四种相承”之一，与天台宗、密宗、律宗一道传到日本的，而且在日本天台宗和密宗的强势面前，禅宗往往是作为附属宗派而存在。这一倾向在荣西的禅理论和禅实践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此外，当时天台宗的觉阿(1143-1182)也曾入宋，并嗣法圆悟克勤(1063-1135)的弟子瞎堂慧远(1103-1176)。从时间上看，应该是觉阿最早将宋朝禅传入了日本。据《元享释书》记载，高仓天皇(1168-1181)在位，曾向觉阿问法，但觉阿只是吹笛一曲。觉阿的行动，是禅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是觉阿对天皇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得而知。但从此之后觉阿却完全销声匿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能忍之前，甚至在能忍活动的当时，人们还没有真正从实存的立场去理解禅宗，禅宗在日本还只是一种教理范畴的宗派，其作为禅宗的独特性和超越性，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通过后面将要讨论的《成等正觉论》等达磨宗的纲要书，我们可以发现，能忍与达磨宗门流，已经自觉地把“禅”与“教”区分开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禅宗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诠释。无论这种诠释是否到位，它都显示出日本僧人试图能动地把握“禅”，并将“禅”这一奇葩移植到日本文化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能忍作为当时达磨宗的创立者，被视为禅门的代表性人物。日莲在《开目抄》等著作中，虽然激烈地批判达磨宗的立场，但耐人寻味的是，日莲将能忍而不是荣西作为当时禅门的代表，与净土门的代表法然并记。这说明能忍与达磨宗教团在传播禅宗方面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三、能忍之后的达磨宗

达磨宗的理论和实践，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中心主义、以及密教信仰盛行的时代背景不相符合，加之教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最终招致被禁的命运。建久五年，由于叡山僧侣的告发，当时的天皇下令禁止宣扬禅宗，荣西与能忍的活动皆在被禁之列。而大日能忍本人也在不久遭人杀害。

达磨宗受到政治上的迫害，除了以上原因外，似乎还有其他特殊的原因。虎关师练(1278-1346)在《元享释书》的“荣西传”中云：

初已酉岁有能忍者，闻宋国宗门盛，遣其徒附舶扣问育王佛照光禅师。照怜异域之信种，

慰诱甚切，寄以法衣及赞达磨像。忍诧光之慰寄，谩唱禅宗。己乏师承，亦无戒检。都下鄙之。迄西演心宗，缙绅士庶欲混忍而摈。

根据这段记述，能仁的达磨宗遭时人诟病之处有二：一是“缺乏师承”；二是“持戒不严”。中国宋代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传法的谱系，重视禅师之间的传承关系。这是禅师为确证自身禅法的权威性与正统性的重要方式。而当时的日本禅宗不仅完全承袭了宋朝禅的一这特点，而且由于禅宗在日本佛教中的弱势地位，就更需要与中国禅宗的系谱相接，以获得信徒和社会的认同。能忍虽然派遣弟子入宋，得到了德光的印可，但对重视面授亲传的禅宗来说，毕竟容易成为遭别人攻击的口实。

关于持戒，荣西在《兴禅护国论》的“第三世人决疑门”中引达磨宗的话云：

无行无修，本无烦恼，元是菩提。是故不用事戒，不用事行，只应用偃卧。何劳修念佛、供舍利、长斋节食云云。

荣西以中国禅的正宗传人自居，对能忍及其达磨宗持激烈批判的态度，所以荣西的引述不可全信，但通过达磨宗的《成等正觉论》可以看出，达磨宗确实没有把持戒放在重要地位，相对于荣西欲以戒律匡正叡山的戒律松弛的弊端、极端重视戒律的立场，能忍有重“信”而轻“戒”的倾向。正是因为以上原因，达磨宗遭到禅宗内外的批判和攻击，最终招致被禁的命运。

能忍去世后，其弟子觉晏(生卒年不详)继承了达磨宗教团，与门下怀奘(1198-1280)等一道转移到大和(奈良)的多武峰，继续开展活动。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觉晏的门下有30至50人。但安贞二年(1228)，兴福寺门徒烧毁其堂舍和僧房，觉晏等又逃到越前(福井县)，寄居天台宗的波著寺。1241年觉晏去世后，弟子怀览(？—1251)、义尹(1217—1300)义介(1219—1309)、义演(？—1314)等投奔在京都的兴圣寺活动的道元，成为初期日本曹洞宗教团的一支重要力量。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