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实施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这一政策从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依照满清政府的指令，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这在满清政府来说，犹不失为一开明政策。各省县佛教首脑人物，亦知非兴办学堂，不足以保护佛教寺产。……那时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也有，仅拥有虚名，亦复不少。如日后各省兴办佛学院一样，都以保护寺产为目的，并无意兴办教育。”1904年，湖南长沙的开福寺创建了“湖南僧学堂”。它规模虽小，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佛教学校。1906年，释文希在扬州天宁寺开设了普通僧学堂。1907年，释觉开在北京开办小学校，招收僧俗学徒。1908年，释敬安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僧众小学校和民众小学校。而在1907年由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祇洹精舍则是当时佛教学校中准备最充分、办学宗旨最明确、组织最严密、办学方式最新潮的佛教学校。祇洹精舍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太虚大师（1889—1947）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1]，所招学生皆须有一定的佛学与古文功底，与当时国内其它地方所办的国民小学或僧徒小学相比，有霄壤之别。它培养的学僧，有许多后来成为民国年间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由于种种原因，祇洹精舍仅开课一年就停办了，但它对中国近现代佛教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于1909年春入祇洹精舍学习，仅学习了一学期，后因精舍停办而离开。他后来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将求学于祇洹精舍，列入其四期之第一期，可见他自认为佛教改革思想的发生受其影响巨大。

祇洹精舍的成立，与仁山居士一贯重视教育不无关系，但直接原因，则可溯源于1893年在上海与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1864—1933）的论交。仁山居士见过达摩波罗不久，写信给日本南条文雄（1849—1927）说：“锡兰人达摩波罗欲兴隆佛教而至上海。……其意欲请东方人至印度宣传佛教。”[2]达摩波罗希望接受西来佛法而发扬光大的东方，能对佛教发源地有所贡献，如派遣人才到印度弘法等。此外，祇洹精舍的成立与仁山居士对当时佛教界现状很不满意有关。他的许多文章都对当时佛教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一）》中说：“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3]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4]有些批评非常尖锐，如他在《一藏数目辨》中说：“今时僧俗持诵经咒，动称一藏。问其数，则云五千四十八也。……世俗执著五千四十八者，乃依《西游记》之说耳。”[5]对于当时僧徒文化素质的低下及佛教界的颓废景象，仁山居士深感忧虑与不安。根治此弊，他认为必须振兴教育，开办僧学堂。早在1893年在上海与达摩波罗见面后，仁山居士就不遗余力地提倡僧学，但无人响应，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干”的思想。至1904年，他计划在自家宅院内添造房舍，开始为开设释氏学堂做准备了。总之，仁山居士提倡办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将来往印度振兴佛教的人才，也是为了提高僧众的整体素质，根治当时僧界存在的弊端。

1907年春，仁山居士与学佛同仁共同商议建立祇洹精舍。当年秋，佛学学堂“祇洹精舍”正式在金陵刻经处开办。当时，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正督办南浔铁路，施其薪金于金陵刻经处，成为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另外，月霞法师也协助募化办学经费。祇洹精舍的学习课程计划分三门：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学习纯熟，再赴印度深入学习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祇洹精舍开设的三门课程中，佛学是根本课程；汉文，是研修汉语佛典的基础；英文，则是与外国人交流的工具。仁山居士认为，具备这三门学问，才能肩负向印度及世界弘传佛法的重担。祇洹精舍的章程与当时其它学校的规章制度全不相同。他在与释式海（1870—1932）的信中说：“教习各尽义务，不送修金；虚礼浮文，一概不用。来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6]

此年，仁山居士并作《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一文，对僧学堂的课程安排作了详细的规划。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三年，每日课程六堂，每堂课一小时。上下午第一堂课讲佛学，其余四堂课分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英文、日文。专门学自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学习各宗典籍。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均随学人志愿选修。总之，必须一门通达，方可另学一门，不得急切改换，以免一无所成。居士又说：“专门学者，不但文义精通，直须观行相应，断惑证真，始免说食数宝之诮。《教乘法数》、《大明三藏法数》宜购置案头以备查考。”[7]并详列每年所学的经论书单。

经过一年的筹备，至1908年旧历九月，一切校务工作已准备就绪。应仁山居士的邀请，苏曼殊（1884—1918）亦于九月十三日从上海抵达刻经处。此外，向镇江、扬州诸大寺院召选的僧徒也已到达。十月初，祇洹精舍正式开学，仁山居士作《祇洹精舍开学记》，指出办学的目的是“兴遗教”，并表达了自己兴教办学的决心：“夫如来之教，博大精微，人莫能测，外凡浅智，何足以兴之？然当事者不暇计也。辄语人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儒门尝言之矣，我佛门何独不然？不见夫‘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之偈乎？以刹那三昧消其时量，则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以帝网法门融其方域，则舍卫、金陵镜影涉入。契此道者，超乎象外，何有于华梵？何有于古今？更何有于圣凡耶？然理虽如是，事须兼尽。以英文而贯通华梵，华梵既通，则古今一致，凡圣交参，皆不离乎现前一念介尔之心。”[8]祇洹精舍开学后，仁山居士任佛学讲席，并请来了精通天台宗的谛闲法师（1858—1932）任学监并讲天台教观，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李世由（1879—1919，字晓暾，别号晓庐）讲授汉文。当时的学生有仁山（1887—1951）、惠敏、开悟、智光（1889—1963）、观同等，居士有邱晞明（1885—1939）。其中仁山、智光二人原是扬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的学员，在普通僧学堂停办后，又进入祇洹精舍就学。此二人皆为现代名僧。仁山曾于1912年与太虚共商成立佛教协进会，1931年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智光于1934年创立焦山佛学院，其间曾两次赴港讲《普贤行愿品》；后于1949年去台湾弘法。苏曼殊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因授课过于疲劳，患上了唾血症，故于十二月上旬就离开南京，去日本疗养，他在祇洹精舍实际授课大约仅一个多月。苏曼殊离开后，仁山居士另聘邓秉钧（1881—？，字高镜，号伯诚）为英文教师。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