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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宣扬“佛教救世”，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钞》正编卷三，《佛化随刊序》）从而，他大声疾呼“欲为救援（世道人心），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同上，《佛学研究丛林序》）佛学，它是了生脱死的奇方，烦恼流中的宝船，苦海波涛的南针，格正人心的秘诀。所以，只要“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选》第167页） 大师的佛教救世学说的基本精神，可归纳为四点：（一）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所谓“慈悲”就是“与人为乐”，“拔人之苦”。所谓“喜舍”，就是对社会、对人民欢喜施舍自已的一切。大师认为，“四海内外，同是同胞”，都是亲兄弟。人乐我乐，人苦我苦。他说：“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文选》第167页）要同情和帮助同胞，不要只为个人求安逸。 （二）发扬佛教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文钞·挽回劫道论》中说：“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要转变这种现象，大师认为，应除去人们的 “我见”，“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劳，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三）笃信并实行因果报应之说。因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在上面已经提到。只要人们深信实行因果之理，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他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上强调：“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实行，则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选》第164页）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来世定得恶果。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来世定得善果”。（《文选》第159页）人人都明白这善恶报应一点不差的道理，自然就“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文钞》正编卷二，《复张伯严书》）人人笃信实行因果之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乐。 （四）普及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大师认为，导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个根本原因是“由杀生而起”，因此，要“止杀业”。而“止杀”最好的办法是“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文选》第179页）又说：“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人人念佛，则此业可转。”（同上，第 155页）现在，我们所受的种种灾难，都是我们过去恶业所招感的，要除去过去世所造的恶因，就必须赶紧忏悔，戒杀放生，吃素念佛。 大师敢于面对佛教现实，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机，应机施教，大胆继承和发挥佛教的教义，并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宏阐净宗，惟师（指印光大师）为最。”（《永思集》第211页）这是圆瑛法师对大师的评价。弘一法师说：“大德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己。”荣誉至极。所以，当大师往生后不久，国内外高僧大德，并纷纷推崇大师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并誉之为“中兴净业”大师、苏州灵岩山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大师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大师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专弘净土。在他的积极弘扬下，使净土宗在当时呈现出“善导高风，复见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专修净土，摄心念佛，著重现实，不离世法，深信因果，严持戒律，重视修持等朴素无华的思想，对后来佛教思想，尤其是净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正如写于198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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