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认为，佛教的三世因果说，是教人“识因知果”，努力改恶迁善，息灭贪嗔痴，使人“返迷归悟”，“显现本性”，出离轮回六道。它是世出世间圣人“治天下”和“度众生”的根本。为此，《文钞》中处处指明“笃信实行因果”的重要性。但是，大师谈因果与别人又有所不同，他是谈因果为本，而重在行持。

他在《申述因果原理并以事实证明》一文中，谈到某居士问他“挽回劫运之方”时，他说：“此易之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明白只是开始，重要的在行动。“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见，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拔果。”（《文钞》续编卷上，《复无锡学佛社书》）因此，在深信因果的同时，必须着重致力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由此“实行而博学，由博学而得宗，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同上）所以，“学佛之人，务必躬行。”（同上，《复邵慧园书》）在“因果”原理的指导下，大师精进行持，以期早日往生西方。身教胜于言传，是大师深信因果，行持修证的最好证明。

五、主张“儒释无二道”说

佛教与儒家名教是否相通？是否相抵？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有所争论。争论的结果，历来有这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儒释是一致的，可以互补，相得益彰；另一种，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两者相抵触的，应该取缔佛教。到了近代，这个问题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排除这不必要的争辩，大师又重新提出了“儒释无二道”的思想。

大师在《佛川敦本学校序》中说：“儒释二教，其迹似异，其本原同。”又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二心。”（《文钞》正编《儒释一贯序》）它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证明两者之间根本相通，大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释儒都谈因果报应的道理。《文钞·因果录序》说：“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众生之大权也。”又说：“因果之理，大发明实维佛经，而儒教经，亦屡宣说。”如，“《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同上）所以，“不信因果”，“不唯悖佛，亦悖儒经。”（《文钞》正编，《与佛学报馆书》）

（二）释儒同样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大师认为，虽然“伦理道德”出自儒典，但是佛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斋之道，固已极力宏阐，亳善弗遗”。（《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佛教虽然是“出世间法”，但对于一切有利于社会、人民的善法，也“极力宏阐”，诸如“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已职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同上）在伦理道德方面，两教所说的道理是相通。

基于上述观点，大师认为佛教与儒教是相辅相成，“合之双美，离之则两伤”。（《印光法师嘉言录》第192页）因此，大师提出“欲学佛祖，先须取法圣贤”（同上，第193页）意思是，要想学佛成佛，首先得效法世间“圣贤”做好人。在《复周法利书》中，他写道：“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所谓“人道”，就是世间做人的道理。人道，就是“随已职分，各尽其义”，作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佛以“取法圣贤”，行“人道”为基础，假如不把人做好，要想学好佛法是不可能的。“儒者”也是如此。“若不得佛法为先导，则自已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之心法乎。”（《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因为，儒教着重于“事相”理论，而不重视于“悟明心性”，了脱生死。所以，“儒者”必须首先学习佛法，悟明“佛心”，然后，“儒先圣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里”。（同上）

佛教与儒教，虽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一致”。（同上）但是，大师认为，它们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一）“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于悟明心性。”（同上）（二）“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同上）应该明白，“（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同上）

综上所论，大师进一步表明，儒学只不过是佛学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说：“佛法虽属出世间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 （《文钞》续编卷下，《学佛浅说序》）佛法森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悉皆包括无遗”，儒学亦在佛学之其中，“儒释原同”。当然，大师所论目的是以儒学为方便，而以佛法为究竟。大师出于“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时虽讲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谆谆启迪人们，使人产生憬悟，其实是在宣说佛法妙义，只不过是假借人们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当时儒学还算风行的情况下，大师针对性地提出以儒学作为接引人们学佛的一种方便手段，以“儒释无二”，而又以佛法为究竟的思想，为其弘法带来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学思想为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应机施教”适应社会思潮的作法，值得学习。

六、宣传佛教救世说

大师一生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把国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揭举“佛教救世”的旗帜，大声呼号，呕心沥血，费尽神思，积极投入了救国拯民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以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内战连年不断，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伟大的祖国，“已至千钧一发之际”，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文选》第166页）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言念及此，心胆俱碎”。（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他本着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类为根本的救度对象，它要将一切人从苦恼、愚昧中救度和解脱出来，而达到究竟的安乐和彻底的觉悟。大乘佛教认为，要成佛，就必须以利生为前提，如果脱离众生就无法成为佛陀。《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师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类，以利人为成佛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时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为“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履行他的神圣使命。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