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妹妹又打来电话，约我一块儿去把封条贴了。封条是她用电脑打印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相同的空白处。看她忙得一丝不苟，30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她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 

之后的几天很平静，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全是商量字画的事，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字画来维系了。 

周五一早，妹妹敲开房门：“我找到了一个鉴定专家，姓吴，他可以免费帮我们鉴定。最好今天就去。”我们把皮箱抬上车，整整40多分钟的车程里，谁也没开口说话。 

泛黄的字画摆满了吴先生的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字画收起来。妹妹小心地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这些字画是临摹的赝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还不错。” 

妹妹气急败坏地一张张翻那些字画，失望又不死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心则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 

字画还是被我分成了两份。给妹妹时，她使劲拒绝。我把字画塞到她怀里，告诉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大家都留着做个纪念吧。” 

“对不起。”我听见她小声地道歉。这句话开启了我们姐妹的泪闸，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我们哭，跟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我们都看见了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虫，它伤害了相亲相爱的感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消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