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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蒋经国时代，因为政坛很多人士都是南老师的学生，这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一次，蒋经国提出拜访南老师。“总统”屈尊降贵到布衣家中做客，南老师自然提前准备。见面的地点在信义路，南老师提早下楼等候，不久蒋经国的车到了。蒋一下车，主动过来和南老师握手寒暄，之后就想要上楼。二层是书店、杂志社，再往上是老师的住所。但南老师并没有请他上楼，而是说“请借座车一谈”，之后，他们在蒋经国的车里谈了足足两个小时。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南老师的学生王升被蒋经国解了职，南老师大概感觉到这是一个风向，不得不在1985年离开台北。也有说法称，那时候台湾思想控制严格，南老师的讲学引起上面疑虑，故有出走的打算。总之，他离开台湾，多少是和政治有关系的。我也能感觉到，南老师对待政治那种“被动的回应”。 南老师是过劳而死 人老了，总想叶落归根，南老师更是这样。2004年，他移居上海，两年后移至苏州，并创建太湖大学堂，在苏州传道。我后来因为在台湾要教课，还要搞创作，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不能像原来那样和老师频繁交流。但太湖大学堂，我也去过不下10次。 宋代释重显的诗中写道：“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朴素的太湖大学堂，并不是很大，看着如同普通的乡村中学。因为之前是一片荒地，竟也费了6年心血，建成后芳草萋萋，精英汇集，甚至有很多从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赶来的学生。南老师打趣地说：“以前这里可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来了很多鸟争着在这里生蛋。” 在他走前一个礼拜，台湾媒体曾报道他感冒住院的消息，但我太大意了。我以为凭南老师的修为，他应该是能活到百岁以上的，这种小病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么多年来他太辛苦了。后来和太湖大学堂的很多友人交流，大家都觉得他是过劳死的。南老师晚年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年过九旬，还经常要应各界请求而开班讲课；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殚精竭虑，每天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务；从下午6点多到夜里11点，他要接待八方来客，有人请教，他就奉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夜还得写作，处理私事。他选择的不是长寿，而是平凡。 有不少人对南老师或有质疑，源于他对一些经典的解释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观照，而一般学人却使用训诂考据的那一套标准衡量他，难怪会格格不入。还记得他写《历史的经验》时，有人写文章揪出许多问题讥嘲批评他。南老师一看到文章，第一件事是写信向这个人道谢，接着要求台北老古出版社重新校对、修订。南老师学问博通，但在某些词句的解读上，难免会有偏差。我曾经帮忙校订了书中的一些失误，南老师非常认可。一位知名学者被严厉批评后，能这样虚怀处理问题，我反而看到他不凡的一面。 这些年，我受邀参加过不少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接触过不少名家，越发觉得中华文化的可贵，而这也是南老师一直在身体力行传播的。他让我知道一个人的学习过程，不光是要学“外”，更要修“内”。我们往往关注于研究某一课题，而忽略了对自己内心的反思、学习和修行，忽略了生命的学问：如何强大自己的内心，矫正自己的贪欲，用感恩的心态对待无常人生…… 南老师生前一直坚持不写传记，直到他离世前一个多月，才找来诗人王国平，准备用漫谈的方式留下一些回忆。南老师还有很多独到的心得都来不及写成书，就这样走了。这不仅是南门弟子的私痛，也是文化界无可弥补的损失。 中秋之夜为南老师送别，本来觉得是喜丧，不想那么悲切，但还是忍不住落泪。如今回想，从20多岁机缘巧合与他相识，到后来成为他的学生，我在南老师那里得到很大的引导与启发。 南老师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下联是：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我想，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南老师，或有没有读过他的书，都应承认他是一个值得怀思敬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