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6日，我到了台北信义路的杂志社办公处。南先生把该社同仁，多半是他的学生，逐一介绍给我认识。我看大伙儿都称他“南老师”，也改口称“南老师”了。我们天南地北谈了不少，我问南老师：“很久以来就想研读佛书，可有一本较为精要的佛经推荐给我？”南老师一面说“有”，一面挥手示意国治兄到书房拿出一本《楞严经》来，并在封面上写下“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两行字。临别前，南老师还送给我不少书，包括他老人家已出版的整套著作及《法苑珠林》、《渊鉴类函》两套私人藏书。我是个爱书人，但以我当时的条件，又实在买不起这么多好书，因而不客气地照单全收，满载而归。

我的间接媒人

1979年春节，我承蒙南老师恩准，以全无禅修经验的“菜鸟”身份，参加了南老师在台北市辛亥路国际青年活动中心所主持的“禅七”（以7天为期，不安排其它杂务，专门精进修行）。禅堂与外界隔绝，依照规定不能谈话，也不准作笔记。7天下来，每天盘腿静坐。由于基础太过薄弱，我整天都在跟自己酸麻的双腿战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悟道。尽管妄念纷飞，却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照反省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跟已经交往多年，也曾谈婚论嫁的女友分了手。理由是性格不合，经常吵架。事实上，这位女友的表现已经有90分了，可我却只看到她不足的那10分。分手后，我一心寻找比前女友在那10分上强的女孩，后来也找到了。可交往后我才发现，这位新女友虽然在这10分上强，其他方面却大不如前女友。我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前女友的好，她看上我这个“有恒心而无恒产”，赤手空拳的书呆子，不顾家人的劝诫，义无反顾地跟着我；而新女友，却摇摆不定。参加了南老师主持的禅七后，我照见了自己性情中龌龊丑陋的一面，悲痛万分，深为过往种种无知的行为而愧悔。

禅修回来后，我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当时的女友，表明“不合则去”的心情；另一封长信则寄给前女友，向她述说这次禅修的心得，同时向她表白我的忏悔之意。后来，前女友被感动了，嫁给了我，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张翠凤女士。我们婚后育有二男二女。7年后，我只身远赴日本，留学3年，她是我最佳的后勤人员；回国后第三年，我考入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班，一读又是9年，她始终无怨无悔地为我们这个家牺牲与付出。

饮水思源，南老师无形中扮演了我的间接媒人。这首度的禅修，竟成了我后半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和蒋经国“借车”密谈

在这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往南老师那里跑。他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解答我从别处无法得知的生命真相。我不仅爱听他谈佛论道，更愿意听他讲述自己的往事。

1918年，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长岐乡南宅，少时学文练武，年未弱冠就名动一方。1948年，他比国民党早一步到台湾。初期南老师一度困顿，子女尚幼，家中生活清苦。他自己形容为：“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一手执笔，一手抱幼子，写出《禅海蠡测》等一系列著作。

几年后，他相继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并被邀请到机关、团体讲学，在台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南老师的代表作《论语别裁》，就是完成于那段时间。当时，《青年战士报》的社长请南老师去为自己的职工讲学，将演讲内容刊载于报上。南老师详尽阐发了《论语》原文的义旨及所涉的人文掌故，并将原文串讲为一个个历史故事，以史证经，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尽管南老师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然而经过《青年战士报》、《人文世界》杂志连载和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连播后，引起极大轰动。台北《中央日报》曾登过一则新闻，澎湖马公市有一对男女青年，男的叫张建胜，女的叫陈淑子，他们按古礼仪式举行婚礼，新郎骑着马迎亲。当双方互赠信物时，新郎以《论语别裁》赠予新娘，新娘则以南老师的另一部著作《孟子旁通》回赠。南老师当时在台湾的影响可见一斑。

南老师的书，不仅普受老百姓欢迎，也是政坛高官必读书。当时去听他课的，好多都是王公贵族。政坛是讲利害的地方，地位越高，面对义利纠葛越复杂，就越有如何安身立命的疑惑。南老师通过孔孟之教、佛道学问，讲解一些人生道理。可能是因为确实有效，能解惑，很多官员从中找到了人生方向，所以前来求教请益的人也越来越多。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