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且邀我为佛学院僧众讲授禅修之课，即便应命结缘。但其时国事紊乱如麻，人心已甚惶恐而极不安定。故我已决志拔足东流，将赴海外。一日，巨赞法师邀我丈室与言曰：“阁下乃不世之士，禅门健者，况相交知心，今有事不得不直言相告。不出三五日，我即将为有关当局杭州站拘捕，或即此断送性命。君住此间，恐有牵连，故不能不坦言也。”时我闻之诧然，即问之曰：“法师固为彼中人乎？我是无任何偏倚之身，但与其中当道者，颇有方外道义之情，如法师直言相告内情，或可助君一臂之力而脱困也。”法师即曰：“我非彼中人，但已决心为维护佛教而已与对方联络输诚，并得虚老同意，虚老自称为应劫之人，决不退避。”我闻即曰：“此事想必是陈铭枢鼓动虚老且为牵线。”法师笑答：“所料不差。”我再问曰：“法师等说为维护佛教而不得不如此，固为真言而不妄语者乎！”师即合掌作答曰：“决非别有异念也。”我即起而言曰：“既如此，我于今夜动身到南京，后日即返，望君多福。如我友许衡生在京，必可使我面见当局而为法师乞留一命以完心愿也。”

此事，果如我所预期，虽费两昼夜奔走于京、杭之间，但得保存巨赞法师而度此危机，且亦因闻虚老亦已心许故也。后闻巨赞法师出任全国佛协副会长，不知为保全虚老是否有所作为，此亦我为虚老有关之另一公案，故又随笔及之。

此事既了，感慨殊多，曾有数诗以自志心境。巨赞法师亦曾示我有：“无端岁月堂堂去，万种情怀的的来”之句。时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岁寒腊月之初，我即离灵峰而赴沪订购船票。不意在沪又巧遇灵岩之老友曾宝森（字子玉）先生。曾老于清末留学日本，乃同盟会之老党员，民初曾任四川财政厅长，其公子宪民，亦与我交情甚笃。曾老夫妇，皆刘洙源先生之入室弟子，且亦认识虚老。此时，曾老正在南京开立法会议，观时鉴事，已知时局将有大变，拟即返蓉城，藉思自处之道。见我有行色匆匆之举，彼即以古文体之语，直相询问曰：“足下乃今健者，且素负荷宏文之愿，而今局势，意将‘南走越，北走胡’乎？”（此二语出在《史记》）我笑而答曰：“我与老伯乃灵岩旧友，相知颇深，行行重行行，我已决志东赴蓬莱，将为海外散人。不知老伯如何自处？”曾老点首不加可否，唯神色凝重，语我曰：“即将返蜀，玉阶过去与我有僚属因缘，或可幸免乎？”忽而陈云先生来拜望曾老，我与之握手为礼，交谈片刻即便辞去。

四、胡适胡聊虚老

旋于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廿九日，我到台湾，初则蛰居基隆陋巷，四壁无依。一日，忽梦一老人向我挥手，身旁有一牢笼，有流血之病狮向我猛吼，醒而异之，不数日，传闻虚老有云门事变之事。此时，海峡两岸风云紧急，美苏之间亦正剑拔弩张，人心惶惑，大有不可终日之慨。寻又以虚老年谱相赠，读之，方知虚老已经北京而得住云居，但不得其详。

当此期间，负当今一世大名之学者胡适（字适之），自美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彼忽转而研究禅宗，且与日本在美之禅学者铃木大拙有所争辩。有人促我必须挺身而出有所表示。我则谓胡适之先生乃“五四”运动之健者，其一生之学术文章，对中国文化之功过，实非现代人可下定论。以后生之身，欲与前辈成名学者争辩是非，殊为不智。但趁此穷居陋巷之际，信手而著《禅海蠡测》一书，以表谈禅论道，毕竟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其时，有著名老教授而今在台大任教诸先生，如徐子明、吴康、董作宾等，常相过访，彼此皆对胡适有所非议，或大肆鄙薄之言。较为后辈如方东美教授，则比较保留。唯有徐子明先生常来，并示我以其所著《胡祸丛谈》及《胡适与国运》等作，极言胡适从“五四”运动直至今日祸国殃民之罪，不可饶恕。此等原著，今皆尚有存本。

尤其佛学中人，对于胡适挑刺虚老年谱初版所载，言其父萧公曾在闽为官，乃考据所无。且胡又自称其父曾在闽台之间为官，查无肃某人。甚之，攻击虚老之生年亦有问题。有一出身北大之老学生说：“且于《万年历》无据，谓胡说并非无故。”在此期中，为论胡祸与胡诬虚老公案，我之陋巷，俨然如市。我则谓胡适之是非，目前言之过早，将来必有公论。有关虚老年谱所说家世，或因其少年早蓄离世出家之志，不大熟悉官场，或记忆口述有误，或为著者忽略老证，尚不得知。至于以市面流行星命之《万年历》去对生年，据我所知，台湾当时流行版本，已无道光时期记载，岂足为凭！如查历代大事年表，虚老生年，正当鸦片战争阶段，应无疑议。

胡适既为代表此一时代之大学问者，何必对出家修行极有成就之高僧，作此无意义之事。而对禅宗与禅学正脉，则言不及义，毫不相关，未免可惜。但另一北大出身之学者则对我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之书，实乃抄改其父之遗作，帮终难继续。”我则谓对于魏晋南北朝之后，有关佛学等著述，胡适之面对汤用彤、陈垣二先生之书，应有惭色。学术文章所争在千古，人事是非，则千古均有遗漏之处，实为胡适此举之所不齿。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