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除习气说(2)

凡事要做学问做事业的人,总是先从自己的习气下手,就是从性情所倾向、心意所喜悦的努力地节制,把所倾向的要克制不做,所不喜悦的、以为难的,努力地要做,但是这种工夫,极其不易,所以王阳明说:“制山中贼易,

 凡事要做学问做事业的人,总是先从自己的习气下手,就是从性情所倾向、心意所喜悦的努力地节制,把所倾向的要克制不做,所不喜悦的、以为难的,努力地要做,但是这种工夫,极其不易,所以王阳明说:“制山中贼易,制心中贼难。”这习气的根子,隐隐伏在八识田中,随时出没,难防难剿,所以能穷搜痛剿这心中贼的人,终竟是要成大人物的。

 近几百年来,学问功业的大人物,要推曾文正公(曾国藩),他的文章书牍,遗留的也最多。我们易于窥见他的用功的方法、努力的情形。他写于友人书信中多次提及,究竟能够引起一般正人,挽回一时风气清明了几十年。可见事在人为了。文正公教人断除习气的方法和自己断除习气的工夫,也可以从他的著作言论里头寻绎。他最注重的是戒骄戒惰戒奢。如何戒法,他都一一说明。他说:“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他又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他又说:“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百处懈矣。”他又说:“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于士卒同艰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天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这所讲的刚愎客气就是习气,自胜自强就是断除习气之法了。

 四、克己修省,战兢惕励

 如何能自强自胜呢?须要先有决心,就是立志他说:“人之疲备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与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质说也。”他又说:“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直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吸;四十六以前,做事无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既经立志,就要勤回省察,刻苦行持,勉力从难处做去。

 请略举几条文正公日记刻自责厉的话,足见他用工夫的切实刻苦。他说:“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又说:“记云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或日日安肆,日日衰败,欲其强得乎?”他又说:“诗称不嫉不求,何用不臧?仆自省生平,不出嫉求二字。今已衰耄,旦夕入地,犹自撼拔除不尽。”

 五、信念力行

 可见断除习气,说开容易,若是真用工夫的人,方晓得习气的根子很深,难于拔除净尽。若不像文正公用这样的苦功,如何能够成就这样的学问德业呢?他所以用这样勇猛自克的工夫,是先有高明的见识,认定习气误人,若不攻破这习气的包围,是不能成人的。他说:“知己之过失,即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全是此等处磊落过人。”他怜悯社会困在习气里而不自觉,又不喜听正人的直言,所以他说:“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欤。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艰苦之境,犹不敢狃于所习,自谓无虞。”

 凡人必见理明,方能立志决操行勇,所以我辈讲究学问道德,先要把见识弄得正。文正公又说:“强字,要从明字做出,否则就是刚愎”刚愎,就是习气了。孔子教人笃行之前,必须先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果辨不明、思不慎、问不审、学不博,却只说我是深信笃行,这就是前头所讲的我见执著了。这种事情,修善修学的人,也很多犯此病,就是意识中习气为害,把辨别义理是非的正知见障蔽住了。所以孔子、释迦牟尼教人都是从明字入手。大学明明德,中庸自识明,佛家重修慧求明觉,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明字,是做一切工夫的终点。

 我们须要晓得,若不到圣佛的境界,总不能免于习气所流转的。我们凡夫不但是不能够免于习气,并且是习气很深的,但是我们自己决不承认我有习气所以然的缘故,只是不明罢了。列位要是做明字工夫,请将前面所述的我见执著几个字来研究,并向自己省问,我对于寻求义理、是否屏去成见,是否发了卑下心、空观心、恭敬心、平等心来慎思明辨,是否与孔子明明德在止善定静安虑的工夫,和释迦牟尼所教由戒得定、由定得慧的意思了解明白,并且向这一路用力,若是明字工夫做得切实,自然就会察觉自己有习气了,就可以晓得断除习气的着手处了。

 释躁平矜说

 《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以吉人与躁人相对而言,则可知吉人之不躁而躁人之不吉矣。”予尝默察身心之病,与夫失德偾事之由,亦大都在一躁字。躁者,不静也。子曰:“仁者静,然则躁者不能为仁亦明矣。”大学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要在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而后能虑能得;则不能定静而安者,必不能明明德亲民止至善又甚明也。宋儒性理之学,始发源于濂溪周子,其学一以定静为下手工夫。诸子皆教学者静坐,定为日课。程朱然,陆王亦然。而周子之学,实得自寿涯东林二禅师。周子以前,未有性理之名词,亦未有以静坐为教者。刘后村曰:“濂溪之学,得自高僧。”(见《后村集》)张横渠曰:“东林禅师性理之说,惟我茂叔能之。”(见《宏一纪闻》)濂溪喻学者曰:“吾此妙心,实得启迪于南老,发明于佛印,易道义理廓远之说。若不得东林开遮拂拭,断不能表里洞然、该贯宏博。”(见《伊氏家塾》)盖自孟子没而孔子之学久晦而不彰,世儒求学问于外物,而不知求之于内我,寻枝逐末而忘其本根。而不知古圣之学,一以本心为归,以诚明为极则,而必以定静为工夫。苟不能定静,则诚与明莫由而致。予既稍研佛学,闻由戒得定由定得慧之义,乃知佛与儒职志范围之大小虽别(佛以劫为时间,以度无量众为职志,不限于今世眼前故。),而为学用功之方法则同。盖吾辈治事求学、处人济众,苟不先自明澈,则无往而不颠倒谬误。故佛与儒必以求明第一义,而两家同以定静为求明之唯一方法。然吾辈稍窥为学入道之门径者,亦知定静之重要,而无如其致定静之甚难也,然则当推求其症结之究何所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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