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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祖“自性顿悟”思想对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它就可能反过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大障碍，因而也就失去了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所以，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下，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就必须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挖掘自身的潜力，积极主动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六祖的“自性顿悟”思想，对于肯定自我、超越自我，张扬个性、独立自主、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以及破除迷信与偶像崇拜，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永久的生命力。这就是它历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生前曾言：“广东有个惠能，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1000年，你们应该看看《坛经》。”又说：“（六祖）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的跃进。”他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六祖的自性论思想，也就是“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他是站在“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的解脱就是“心”的解脱，即人心内在的解脱和超越，也就是把意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主观的精神自由。 自佛教传入中国的数百年内，神圣的佛菩萨始终是教徒们狂热膜拜的对象。但在六祖看来，“佛”这一字的本义即“觉悟”，归依佛也就是认识自心自性。他有力地破除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他把佛教传说的一切佛和菩萨都视为主观精神的产物，说：“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坛经》)认为通过意识的转变，当下即可成就佛道：“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坛经》)依据这一思想理念，六祖之后，禅宗进一步提倡“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主张“离经叛道”。这些，对不断摆脱印度佛教的繁琐理论和宗教礼仪都具有重大意义。 六祖的“顿悟”学说，为禅宗确立了一条简明的思想路线，那就是要求禅僧依靠自力，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他把庄子消极的“心斋”、“坐忘”改造为积极的“无念”、“无住”，而把庄子要求摆脱社会束缚，过一种符合自己本性的自然生活，取得人生自由的思想发展了。庄子认为，最有意义的生活，就是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生活；为了按自然本性生活，人们必须破除仁义礼智的枷锁，克服儒家道德律令的约束。六祖从意识主体的能动性方面对庄子的“自由”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他并不像庄子那样，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规范加以严厉批判，而是采取默认的态度。他引导禅众致力于内心反省，发掘自身能量，在主观精神的升华方面表现出既不同于儒家又不同于道家的特色。其结果，使禅朝向大机大用方面积极展开，实现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自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妙用妙行，所谓“举手举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能大师碑铭》)。从这一意义上说，六祖禅确实起了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由六祖的主体意识发动为起点，才有后期禅宗的呵佛骂祖、毁佛谤经的“叛逆”行径。 在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六祖的这种“自性顿悟”的思想精神，符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人的价值，人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对于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六祖“平民化”禅法对全民文化建设的深刻启示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的形成，都必须根植于社会，根植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文化或思想，才能经久不衰，具有永恒持续的生命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和需要，那么必然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以，要建构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普及全民文化知识，就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六祖的“平民化”禅学思想就是在广泛吸纳的基础上，对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并使之从寺院走向社会，从禅者走向平民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六祖以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省察、批判，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所以，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与班禅大师谈话时称赞六祖的《法宝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普及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六祖的“平民化”禅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中国文化史上，以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老百姓，却能创造出令后世无数文化名人对之追求、敬仰，甚至是倾倒迷恋的禅宗文化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惊奇。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直到今天，不少人对之还热衷不减。为什么一个出身贫寒而又“目不识丁”的岭南老百姓，却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禅宗文化来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下下人有上上智”，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观努力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禅学思想“平民化”的形成。 一、主观努力方面，主要体现在他对“佛性”的顿悟。在他初见五祖时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六祖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又问：“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若为堪作佛？”六祖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正因为他已顿悟到了“一切法不离自性”“菩提自性，本自具足”，他才敢那么大胆地、理直气壮的、充满自信的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弘忍大师说出这样一番见性的“大”话来。因为在佛性上，人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差别的，都可以成佛。虽然在学识上、地位上、经历上有差别，但这并不等于佛性上也有差别啊。在当时封建等级社会里，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所以说，六祖这种肯定自我、超越自我、独立自主的精神，有助于把人的精神从神权至上或君权至上的等级社会中解脱出来，打破等级社会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生存环境方面，六祖本身就出生于平民。六祖祖籍范阳，后因父亲被贬官流放到岭南，就做了新州百姓。自小父亲去世后，就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卖柴维持生计，艰难度日。到东山求法时也在礁房工作了八个月，后来又与猎人为伍，度过了十五、六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煅炼了六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使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境遇有着深刻的了解。正是有着这样的经历，六祖创立的禅法，关注的是更多人的解脱问题，尤其是和他处在同一阶层的人们的解脱问题。他的那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的话，就是给下层人民寻求解脱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之不再以为学佛只是贵族和富人等少数人才有的特权。他的禅法朴实、平易、简捷，适合于下层人民的信仰需要，也正是因为他的禅法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接受，具有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