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足以挽救佛教的衰颓，于是我回到台北准备出国留学。我在善导寺住了一年，一面补习日文，一面主持讲座。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学者，例如钱穆先生就是讲座的主讲人之一，还有高明先生等十几位教授也都接受邀请，到善导寺担任主讲人。我虽然是主持人，可是当我在介绍这些教授时，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而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些教授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好几位教授都希望我能当他们的学生，可惜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学，未成为他们的学生。

当我的日文已经到达相当程度之后，便到日本求学，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教育，幸好有一些著作，让我获得可到日本参加研究所入学考试的机会。日本研究所的入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当一年的研究生，再进硕士课程，另外一种则是直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后便可进入硕士课程。入学考试考《法华经》，必须将英文经文翻译成日文，将日文经文翻译成中文，再将另一段不同的中文经文翻译成日文。这主要是测验语文程度，虽然我英文不行，日文也不太好，但是《法华经》我几乎都能背诵，于是就凭着记忆，拼拼凑凑地交了卷。没想到我就这样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帮的忙，我才能够这么顺利地进入硕士课程。

入学之后，一方面因为日本老师讲话的速度较快，另一方面则因老师讲话较为文雅，不是一般谈话的语言，我无法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只好在下课时向同学借笔记来抄。这样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已渐渐地听得懂上课的内容，也能自己做笔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只剩下两门课没修，因此第二年，我一边修两门课，一边写硕士论文。在此要与诸位同学分享我写硕士论文的经验。我请教我的指导教授我应该写什么题目，他回答「不知道」，我请他给个建议，他说「我正在讲授慧思禅师的《大乘止观法门》，我不懂这本书，请你来写吧。」我想他说的是客气话，于是点头答应了，之后我每写完一个段落去请教他，他都回答「我不懂。」另外上课的时候，他每讲完一段，就会问我「张桑，你说对不对啊」。我觉得很纳闷，若是不懂，怎能教书？他的回答是「就是因为不懂才讲，因为我不懂才叫你写。」其实他不是真的不懂，他是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是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他的老师则是佛学泰斗木村泰贤。倘若他真的不懂，怎么会开这堂课呢？他就是不告诉我，让我自己研究、自己写。半年之内我就将论文完成了，一般硕士论文只要几十页，我写了足足两百多页。我的指导教授看完后说：「你这篇论文虽然观点与我不同，也可以成立」，就这样我的硕士论文被通过了，同时他也要求我继续攻读博士。那时我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经济的困窘。

当年我到日本留学时，包括我的师父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连居士也没有人愿意支持我。我身上只有一张飞机票和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临行前我曾去找一位企业家，他给我三封信，告诉我每一封信就是一份厚厚的奖学金，需要时，可去找其中的一位帮忙。刚开始我没有想过要找人帮忙，半年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去找了其中一位大商人，他告诉我，他刚来日本留学时也是没有钱，要靠打工度日，他提醒我既然身为和尚，便可以靠念经赚钱。虽然没有得到他的金钱资助，我仍然感谢他提醒我如何赚取生活费，后来我的生活费来源，一是替华侨念经，二是当导游。我带领东南亚来的佛教徒到处参访寺庙，他们离开时都会给我一个红包，其实请一位真正的导游，所花的费用绝对比给我的红包多，我可以说是廉价的导游。不过，这些红包再加上念经的收入，已足够让我读完硕士课程了。

然而若要我继续攻读博士，实在有点困难，于是我向指导教授报告无法继续求学的窘境，当时他给我两句鼓励的话：「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现在我也将这两句话与诸位分享，道心也就是你的愿心，只要你有愿意为佛教、众生抑或为社会奉献的心愿，那么就不必忧虑生活费，自然有人会资助你；如果真为生活费而忙碌，那么为社会、为众生奉献的心大概就没有了。当初跟我一起在日本求学的许多留学生，每天为了赚更多的生活费而疲于奔命，结果便无法把书读好。后来我的指导教授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过不下去，我带你去化缘」。这位教授对中国人充满感恩之情，他认为历史上有很多日本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求法，带回很多东西，因此日本人必须报答中国人供给法乳的恩惠，这也是他愿意带我去化缘的理由。教授的这番话使我顿时安下心来，再无后顾之忧，而且也很奇怪，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份来自瑞士的匿名奖学金，让我顺利地完成四年的博士课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一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提供我这笔奖学金的人士是谁。我想「道心之中有衣食」这个观念，不止对佛教徒有用，对任何人也都有用，只要你有为国家社会贡献的心愿，你就一定有办法完成你的心愿。我遇过好几位教授，谈起他们的学思历程，几乎都有同样的遭遇。

我一共花了四年的时间修完博士课程，同时拿到文学博士的学位，这在我就读的学校里尚无前例，而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很稀有的事。毕业后，我旋即回台湾参加民国六十四年的海外学人国建会，并于会场中认识了许多位学者，也认识了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他邀请我到他的学校教书，但当时因为我还要去美国，所以没有答应他。本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请我去担任一个特别讲座，而侨居美国的沈家桢先生亦邀请我先到美国，再到加拿大。于是在那一年（公元一九七五年）我到了美国，而且也改了行，由新科文学博士变成禅师。因为在那边文学博士无用武之地，而美国佛教会有一批西方的年轻人想学中国的禅，正好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都有一点禅的基础，于是就开始教禅，直到现在。

一九七六年冬，先师东初老人圆寂，我遵其遗命回国主持他的道場——中华佛教文化馆。那时张其昀先生听说我回来，就请我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教授，当时该研究所附设的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出缺，他也一并请我担任所长。基于这样的因缘，我又回到了本行，并且执起教鞭，开始教书生涯。台湾第一所佛学研究所就是由中国文化大学首开先例，后来这一所佛学研究所也演变成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前身，所以我们的中华佛学研究所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那时候我的责任很大，除了找钱还要找人来授课。很多课程都不容易找到人，更何况要找教佛教语文、佛教哲学的人，难上加难，于是从国内找到国外，连我自己都滥竽充数。像中观、唯识、净土、禅学、天台、华严等课程，全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幸而学生都非常优秀，带了两个学期之后，都能够自己独立研究了。我的梵文不好，但是我带出来的学生都非常好。我的专长是中国明末的佛教，非印度的中观及唯识学，不过我还是开了这两门课，因此我也变成了唯识学家、中观学家。几年下来，学生一个个到国外留学，也有好几位已回到台湾贡献所学，其中一位惠敏法师，还当了国立艺术学院的学务长，梵文相当的好。我从前带的学生，有的现在已经在我们自己的研究所教华严、天台、中观、唯识等，而我们现在开的语文课程，如藏文、巴利文、梵文等，老师和学生的素质都很高，有好几位能将藏文原典译成中文，或是研究梵文而能写论文甚至出书。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