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两个人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其中一位是梁启超先生。梁先生的著作包括了文学及佛学两方面，其中《研究佛学十八篇》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另一本《饮冰室文集》对我的思想亦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一位是胡适先生，当时有人借我一套《胡适文存》，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二位的思想、观点不同，对我却都具有启发性。梁先生从数据上做整理与介绍，组织非常严密。而胡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必人云亦云的思想，也就是前人的话可以听，但不一定要相信，这种态度对佛教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受到极大的震憾。因为佛教徒的信仰是全盘接受过去人的说法，不必要也不应该怀疑，所以胡适先生此种怀疑精神，对我具有很大的启发；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它的时代性意义及贡献，值得给予肯定，但未必符合现代，是否还值得依循，尚须仔细加以评估。

总之，我在军中读了很多书，对我非常有用。三十岁我从军中退伍，那时渐渐有人助印佛经，佛教界捐赠的佛经也慢慢多起来。还有，因为当时我帮许多杂志写文章，所以佛教界也向我邀稿，于是我又回到了佛教圈，读佛教的书，写佛教的文章，继续在佛学上面下工夫，而且同时也恢复了出家人的身分。但是出家之后，我马上感受到中国近代的佛教非常的衰弱，虽然有几位大师致力于佛教普及化及佛教素质的提升，努力了几十年，却未能让中国佛教起死回生。那个时代的人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和尚一定就是念经的。有一次我生病去看医生，医生、护士都对我说：你是不是念经念得太辛苦，念出病来了？还是不够诚心，冤魂来找你了？我听了这些话，心想一般的和尚大概就像他们所说那样，我于是下定决心要更深入研究佛教的教理。

三十一岁，我到山里去用功。那时候山里没有电灯、自来水，也没有人提供我任何资源，一天吃一餐，而且经常吃蕃薯叶。这样的生活条件，我却不以为苦，因为我有一套《大藏经》，已经很足够了，我就这样在山中安住下来，一步一步地用心思考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佛教的经典包括经、律、论，经是佛所说的，律是佛制的，论则是历代高僧所写的。以宗教学来讲，论就是神学，律就是一种制度、规范，经是一种语录，是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记录下来，这三种都有其重要性，都需要了解。因为中国佛教相当散漫，出家人常被批评不清净，不守戒律，因此我第一步就先研究戒律。戒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发现它很有趣。戒律中有很多由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名词〈名相〉，不懂梵文便很难了解其意义，再加上很多制度只有印度才有，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正因如此，我才更觉得必须好好研究戒律。在我深入研究之后，不但发现了过去没有人发现过的问题，也了解过去的人不懂的事情。讲述戒律的律藏，有许多派别，其中有五种律、四个大论，称为五律四论，我全部读完之后，再彼此比较、前后对照，于是就像解读密码般地解读出它的意义与精神。经过这样的研究，我把戒律读通了，觉得收获颇丰，于是就写成了《戒律学纲要》一书。直到现在，这本书在台湾甚至大陆各地，许多佛学院都把它当成教科书，也有许多人读了这本书而成为佛教徒。我研究戒律直到现在仍未放弃或中断，还在持续地研究当中。

经有大、小之分，我是从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含经》开始研究。《阿含经》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产生，由佛亲口所说。其中最接近释迦牟尼佛思想原貌的是《杂阿含》。这部经的内容简短，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精神。《杂阿含》很少谈到鬼、神、三世因果等等，多是谈生活上的观念、持戒等问题。直至目前，我仍然觉得《阿含经》才是佛法的基本思想。至于流行于中国的大乘经典，则是后来慢慢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我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很深，一是太虚大师，另一是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将中国佛教加以整理并择要说明，他是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来谈佛教，思想非常开明。印顺法师主要是站在印度《阿含经》的立场来讨论佛教，他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我个人非常认同太虚大师提倡本土化的观念，因为要强迫中国人全盘接受印度的思想模式，有实质上的困难。中国佛教有中国佛教的特色，这就是本土化。这个观念很重要。印顺法师则是追溯佛教的源头，还其本来面貌，使后来加入的思想不至于取代了原始的佛教，亦即将中国佛教中属于中国人的思想，包括中国民间信仰、儒家、道家思想等一一筛检出来，使中国佛教符合于佛教的原貌。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他们二位，一位是从源头看，一位是从本土看，都很好。我自己则渐渐形成世界化的理念，在山中闭关的那段时间，虽然未成熟却已逐渐具有雏形。

我在山中的日子里，辅仁大学有位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写了几本书及几篇文章，表达他对佛教的看法。他寄给我几本天主教的杂志，其中有几篇文章谈到，现在的佛教徒没有学者，不懂梵文，也不知佛教的教理。他还附了一封信给我，说：「圣严法师你在山里，好像有一点学问，但是你懂得梵文吗？你了解正确的佛教吗？你也写吗？」我读完这封信之后，觉得这位神父如此关心佛教，真是了不起。另外，还有一位基督教徒，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专门写佛教的文章。佛教徒自己不会写佛教的文章，而让基督徒、天主教徒来写，真是惭愧啊！于是我认为自己应该发奋图强，努力吸收新知。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杨白衣先生带了几本日文书来看我，他告诉我，不看日文的佛教著作，就成了井底蛙，我写的那些文章，人家老早以前就已经发表过了。被他这么一提醒，我才知道要振作佛教，还要先学会看日文书。随后他又寄了几本日文文法的书给我，两、三个月后，我就这样靠着自修自学，看懂了日文书。

此后，就像多开了一扇窗子，我看到了目前世界学术的面貌，于是动了想到日本求学的念头，便写信去征询印顺法师的意见。印老并不赞成，我也就放下这个念头，继续自修阅读日文书籍，并根据日文的观点重新建构对佛学的新思考模式。中国过去的佛学，大概不离抄、编、对照、解释的模式，然而日本的学者不同，他们富有研究性，小题大做，一个小小的题目可以延伸出大题目，然后写成一本巨著。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新鲜，也觉得是一项挑战，因此就模仿日文书的架构，尝试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比较宗教学》，这本书已经几十年了，现在仍由中华书局印行。此外，我也利用这种新的方法编了《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这几本书到目前仍然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