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师的杭州缘

　　一九一二年十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该校教员：夏丐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风’。

　　一九一四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一九一五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

　　五、大师的闽南缘

　　大师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这段时间，无疑的是大师弘法利生重要时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大师首次到达闽南的厦门。在南安小雪峰度岁后，返回厦门南普陀寺，寓居闽南佛学院共三个月。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生诸法师。并坦然地建议佛陀学院‘把英文和算术删掉，佛教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院方接此建设调整课程，学僧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一九三０年大师应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二下闽南，于南普陀寺水陆圆满后，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以一纸《悲智训》的墨宝，使闽南学生相习成诵，教学秩序亦逐渐恢复正常。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师三下闽南抵达厦门，最终定居闽南。这在给本妙法师作的《般若经论解序》中说：‘余以宿缘，三游闽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

　　闽南气候宜人，生活安定，为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且闽南的民风古朴，深为大师所赞叹。大师在闽南的法缘非常殊胜，在大师于一九三八年给圆净居士的信中说：‘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大师在闽南弘法不拘场所，随缘而定。内容巨集扩，日期紧凑，效果极佳而富于特色。所讲之处，闻著无不欢欣鼓舞。如一九三八年在泉州讲《行愿品》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赞叹。同年四月，在写信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上说：‘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大师的佛学著述大多在闽南完成。一九三三年八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完稿，此项工作，‘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之讹误，迄今三年，始获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开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一九三五年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蕅益大师年谱》，一九三六年八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完稿。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九四０年十月，大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上、中、下三卷。大师的校阅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至数年之力。在他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大师论述工作的紧张。大师编撰校注的大批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备略》最为重要。此外大师尚有序、跋、题记、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师在闽南十四年中，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才。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之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后终因学僧纪律松弛，不受约束，而无从入手。因此，大师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造佛教养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师曾于一九三一年发愿以弘律为己任，故十分地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组成学律组织。一九三三年大师应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之请，由厦到泉，集合学僧十余人，于开元寺创建南山律学苑。‘学员除了听律以外，并各自阅读圈点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闽南，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师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