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行主义

“人为何选择行苦行”是个有趣的问题。

对于笃信“宗教是人类集体强迫性精神症”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言，“苦行”至多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变态与自戕；对于言必及原始宗教性力崇拜的泛性论者而言，“苦行”源自先民的性力崇拜。尽管并没有信足的史料证其伪，但这样一些带有严重偏见的臆断实在显得过于单薄和轻率。诚然，苦行者的团体中必然有自戕者，苦行主义也可能包含性力崇拜的起源，但是就像任何文明现象一样，苦行及苦行主义本身是具有多样性的复合体，因此，其能够吸纳不同类型的心灵加入其中、包含多方面的起源因素都是自然无比的事情，这样来看，以偏概全地轻易下结论，应该不是解释的上策。

说如上理论之“偏”，是因为其仿佛都有意忽略了行苦行者所经历的真实心态、在其心灵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宗教情感，以及苦行者在现实中所真实展露的人格特质。这些方面的材料，来自于活生生的心灵，应该比精神症定义和性力理论的玄想更为重要，也更具说服力。而我们其后会发现，也正是这些材料，能够使我们对苦行及苦行主义动机的多样解释，渐渐移离于以上两种说明，而聚拢在另一个重心周围：宗教性，及其表露的方式。

以上所指的这些材料，应该来自体验者真实的叙述；而符合要求的例证，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已罗列得足够充分，以供参看。他们来自圣徒、普通信徒、神学家、哲人、文学家、诗人、精神病患者及更多普通的人，当我们越发普遍地搜集类似的例子，我们惯常对于苦行及苦行主义的成见，便越发显得站不住脚；我们对其的消极评价，至少会转变到中性；对于为数不少的来自“健全心灵”的动人表述，甚至能使我们觉得：与凡人相比，苦行主义之明智，远胜于其之荒诞；苦行者之应为人所钦佩，远胜于其之应为人所讥嘲。

（一）苦行主义的心理解释

1、退出

趋向苦行主义的第一阶段，是“退出”世界。苦行者首先是一个发愿退隐者，这便是相对于“沉溺”的“出离”、相对于“着世”的“出世”。一个退出世界的人，必是首先发觉出其所生活的世界，有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根本性的缺陷，令人绝望。就是因为这种“发觉”，世间的福祉、价值，不再显得具有原先那般的无可置疑的合理性，进而，这个“发觉者”像睁开了睡眼一般，开始惊讶于碌碌大众对于这有“问题”的世间、有“缺陷”的人性的安之若素、乐着不疲。在这里，与“宗教是精神症”的定义相反，有生之年能入此阶段者，恰恰大多是精神上“极健全”的人，并且通常生活优裕、地位尊贵——偏偏是这些人，更愿“出离”和“隐退”——这也便说明了宗教不仅仅是生活之下的避难之所，而更是生命之上的求圆满之路。

“退出”是对原先生活的不认同，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心灵被一种强烈的疏离之要求所占据。据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讲述，他在50岁左右，突然有了“疑惑”的情绪，进而感受了一种拉他“离开生活的力量，比任何单纯的欲望都更丰满，更强烈，更普遍”。他说：“这个大力像我从前要活的那个渴望，不过它现在推我往相反的方向走罢了。这是我整个人要脱出生活外的渴望。[15]”这是“退出”阶段很典型的例子。

2、舍弃

有些人止于“退出”，做一个永远心怀疑惑与不平、生活于社会却不再认同于社会的漂流者；另一些人则彻底的“退出”了，是为“舍弃”。

进入“舍弃”阶段的人，已经常常被人称作“苦行者”了，因为其已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境域：相比于世人的“拥有”，他以“舍弃”为生命的主旨；相比于世人纳为己有、贪无所贪，他恰是倾其所有、简无可简。世界的宗教，大都讲求过极简的生活，此“简”有二：一是物质生活的精简乃至苛抑；二是精神重心从世俗联系中特立出来，舍弃世俗对象对自身的种种挂累，也取消自身对世俗对象的种种粘附——“精简”即“舍弃”，“舍弃”至终，独独建立起自身与一超越体的交流，才是宗教的理想。

“舍弃”是一切苦行主义的基调，且它并不外于人性。人不只要求更多、更多，同样也时时告诫自己舍去、舍去。“舍弃”是潜在的一股否定的力量，于十二因缘顺行生起烦恼之时，念念准备倒转的用功，令染心还灭。“舍弃”便是这样一种力量，对治着生命之负担的过于沉重。

3、牺牲

“舍弃”的极端化成为“牺牲”，在已有了主神预设的宗教徒那里，因为“委身”与“献祭”的原因，“舍弃”极易走向极端，产生过分舍弃乃至自我折磨的苦行主义，是为“牺牲”。行苦行极端之如“牺牲”者，除了对神祇的全然信赖和委身外，大概已经抱持了如上文印度教苦行者之“以身体为祭品”的信念了。首先，随着“退出”与“舍弃”的实践，人之“感觉精神上不和谐的敏度增大了，因之将生活涤除去残暴的和肉感的成分变成必要了……这种求精神纯洁的需要趋于自苦的方向，因之肉体的各项弱点受了严厉到冷酷的处理。[16]”另一方面，圣徒会觉得“牺牲和苦行可以计量他对于那高级权利的忠诚的程度，并可以表示这个程度。[17]”因此他绝不试图避免接近其能承受的苦痛的极限，而且，甚至是越痛苦，越受推崇。

（二）二元论的哲学前提

苦行主义在根本上依赖着二元论的方法。

人性追求存在、妙乐、知识，苦行主义同样是，只是其追求的方式与常相反：恰是以否定存在以追求获得全然的存在；恰是以否定妙乐，希望获得更高的、永久的妙乐；对于知识，也是同样。

这种思路看似不可思议，但若将其放入宗教体验中去设想，便并不难理解。物质生活的完全精简、肉体感受的尽量靡钝，确实能为苦行者的精神活动开辟出新的视野。试想：身无长物的林栖者，除了终年不剪除的长发，甚至无所掩体。如果外不需掩体（倮形）、内无须填食（自饿），苦行者便几乎没有了“异己”可以对待，那么，世上大概没有谁能比他更是他自己，也没有谁能像他这般纯粹的直面全然的“存在”了。

神圣与世俗、纯洁与染污、狂喜与痛苦……这些对立贯穿于宗教体验的始终。苦行及苦行主义，成为这种建立于“对立”之上之体验的极端形式的表达。我们先需同情其存在，再跟随佛陀追究其真正意义下的合理性。

三、佛陀的解答

佛陀出世之时，印度的修行者还是以祭祀和苦行[18]为主要解脱法门。遁世者，有步入人生第三、四期的婆罗门，苦行尊者（muni）和“浮浪者”（vratyas）[19]，托钵乞食的“沙门”（sramana）。这些人聚于林中，以多样的修定或苦行名目为解脱因，《涅槃经》归结出六种：“自饿外道、投渊外道、赴火外道、自坐外道、寂寞外道、牛狗外道。”[20]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