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量子革命始于1920年代。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的很大的问题是，它与所有其他物理理论所支持的直觉相抵触。在我们的经验里，物体在空间中有明确的位置，以及有限的作用范围。然而根据量子理论，尽管一对粒子的时空间隔使得信号还未及在其间传递，但它们仍然能够共享关于其量子状态的信息，并且有时还会互相改变。
 
爱因斯坦因此觉得在描述物理现实方面，量子力学缺少了什么东西。他认为，并非是粒子之间通过幽灵般的关联共享状态信息，而仅仅是我们不知道何处能找到决定它们的诸如动量值等的因素。
 
爱因斯坦说，若找到这些“隐变量”，则所有这些神秘的幽灵特性都将冰消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运作于符合常情的规则之下的量子理论。
 
不出所料，爱因斯坦并没有就此停手，他构想出一个数学形式的论据来加强其观点。他与波里斯·波多斯基（Boris Podolsky）和内森·罗森（Nathan Rosen）合作，向量子阵营发出挑战书。
 
1935年，这三位理论家发表了爱因斯坦-波多斯基-罗森思想实验，即EPR。它说，如果量子理论是正确并完备的，你应该能做出这样一个实验：
 
对一对纠缠的粒子中的一个进行观测时，应该能即刻影响到它远程孪生兄弟的量子状态。在当时，这看上去违反了公认的物理定律，因此对能否认为量子力学完备地描述了现实，提出质疑。
 
咬牙切齿之声和胜利的欢呼声随之而来。也在试图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的埃尔温·薛定谔兴高采烈地对爱因斯坦说，这篇EPR论文扼住了量子理论的“咽喉”。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真正实现这个思想实验。
 
于是，这两大阵营——其中爱因斯坦的对手以令人生畏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为先锋——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1964年，即爱因斯坦去世的九年之后，约翰·贝尔（John Bell）找到一个测试EPR的方案。如爱因斯坦一样，他也相信直观的“定域实在论”：即一个粒子不可能即时地被一个远处的事件影响，而且它的属性独立于观测而存在。
 
贝尔推导出一个数学公式，它量化地说明了，如果你对一对纠缠粒子进行观测时，会得出什么结果。如果定域实在论是对的，那么对两个纠缠的粒子各自做出的观测之间的关系，不会超出某一个量，原因是粒子间的相互影响是有限的。至此，进行一个明确实验的舞台已经搭好。
 
多年之后，阿斯派克特在巴黎大学他的地下实验室里建造了所需的设备，而到了1982年，他得到了结果：贝尔公式与量子实验不一致（《新科学家》杂志，1990年11月24日，43页）。
 
阿斯派克特宣告，这个世界不可能既是定域的又是实在的——爱因斯坦错了。但是选哪一个：实在论还是定域性（realism or locality）？粒子仅在观测时才获得实际的属性，还是，粒子之间可以有远距离的即时相互影响？
 
答案本来可以从另一个来源得到。早在阿斯派克特进行他的实验之前的1976年，物理学家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Leggett）想出一个他称为“内核”（the kernel）的办法修改贝尔公式，把它作一个扭转：
 
他量化了可能得到的实验结果，即，假如远程、即时的作用可能的话，当你观测纠缠的粒子时会得到什么结果。莱格特后来在2003年发表了这个公式，就是这一年他为他在氦-3的量子属性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