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人性平等的问题——人性是否平等？为什么平等？——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同样没有明确的解答。法家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儒家对此态度暧昧甚至自相矛盾（后世的主流儒家思想以不平等的伦理观念为主，费孝通《乡土中国》称之为“差序格局”）。但佛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是清清楚楚的。佛教认为人的一切（乃至诸法）都是缘起性空的、相互彼此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具有可以成佛的素质，亦即与佛同等的素质、一种无限的潜能），所以人性是平等的、尊贵的、不可思议的、应当敬畏的，所以，人不可以欺压人，人不可以歧视人，社会必须有公正，否则必有报应。[22]

《老子》里有句话长久以来被哲学家们误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往的解释是：“天地无所谓仁慈，所以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也无所谓仁慈，所以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祭神用的草狗，如今日的纸钱之类，价值卑微）这是多么冷酷而残忍的解释！其实这句话应该解释为：“天地是不会对那种以万物为刍狗的做法仁慈的，圣人是不会对那种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仁慈的”（或者：当天地麻木不仁了才会以万物为刍狗，当圣人麻木不仁了才会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会对“以万物为刍狗”予以报应，圣人会对“以百姓为刍狗”予以惩罚，这才是天道，才是王道（才会有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孰我后？），这样解释，才符合天理人性。

所以，《老子》接下来讲：“天地之间其犹槖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不正是在譬喻“因果报应”吗？不正是讲“有压迫，就有反抗”吗？天地之间是什么？是人！是大自然！而人和大自然就像一个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风箱虽然是中空的，但它不屈，如果你压迫它，它就会反抗，而且加多大力，就会有多大力的反抗。所以，人对人、对大自然都应该敬畏，应该以人为神圣之存在，而不可以人为刍狗；应以大自然为神圣之存在，而不可以大自然为刍狗。

然而，敬畏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是淡薄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性向来缺乏切实的体察和敬畏，所以才会有法家思想主导下的郡县皇权专制制度的彻底建立，把人放在一种绝对不公正、不平等、无尊严的位置上，而且即使这个不公正、不平等、无尊严的位置也极不安定。圣旨即法律，使天子之下的一切王公大臣、黎民百姓都有可能朝不保夕。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天子之下（基础）不得安定，那么天子自身自然也就不得安定。这也是郡县制为核心的专制体制非常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来搞郡县专制政治，其结局必然是失败。因为，郡县制是对人猜忌的心理的制度化，是“人性恶”观念的制度化，是从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心理出发而设计的不平等、不信任人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必然会搞恶性权力制约，薄奖赏而滥刑罚，其结果，必定催化岀更多更大的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科举制），因而会导致淘汰忠良，进用奸佞，使君臣上下相互猜忌，相互欺诈，最后导致天下官员相互倾轧，相互掣肘，使国家的政治管理成本无限膨胀，政权危机四伏。

所以，这个不公正、不平等、不信任的制度，它的初衷就错了，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天下官员都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其结果必然就是天下官员都离心离德，站到其对立面上，上下博弈，使政权无法有效运行。另一方面，传统郡县专制政治由于畸形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安排，还必定会搞“愚民政治”，欺压百姓，造成民心背离，民怨沸腾。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政治极不安定，人心极为涣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权崩溃，则必然会伴随以天下大乱。

而且，郡县皇权专制这个起源于猜忌和背叛心理的“疑人用，用人疑”的“不信任”机制，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又与强烈要求忠诚、服从和胸怀大志的儒家思想伦理观念相互交织，挤压和扭曲人心和人格，逐渐造就了一种由虚伪、欺诈、猜忌和背叛交织在一起的黑暗的官场文化。隋唐以后，这种黑暗的官场文化又透过官本位的科举制度，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式向整个文化领域渗透，全面毒害中国文化，使官本位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而广泛的相互不信任共识，积淀为一种深厚的自私自利的不信任文化，最终把中华民族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一盘散沙[23]。这就是，背叛的逻辑产生背叛的制度，背叛的制度导致背叛的结局。这就是佛教所揭示的因缘法则、“因果报应”。因缘法则、因果报应是宇宙人生的普遍法则和根本规律，它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同样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当然，当我们依据因缘法则来观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几百年、甚至一、二千年的时间跨度，方才能够观测出一个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轮廓和轨迹。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