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后世的统治者（隋唐以降）不仅对此没有充分的反省，反而为了满足郡县专制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创设了郡县制的衍生制度——科举制，将郡县制的弊端发挥至极致。（至于宦官制度对人性之猜忌和人格之亵渎就更不待言了。因篇幅之限，对此问题的讨论暂且从略。）可以说，诸如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宦官制度这些中国古代政体的核心制度，都是独占的私欲和人与人之间严重信任危机的产物，特别是郡县制和宦官制，它们是最典型的“疑人用，用人疑”的制度——它们被设计出来的动机和前提就是对权利的贪执和对他人的猜忌与背叛。

因此，作为因果规律的必然结果，它势必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导致更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背叛。所以，可以说，郡县专制制度及其文化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和文化，自我颠覆，势在必然。

而且，如果从经济学的成本思维角度来看，这样的制度肯定会是效率最低而成本最高的。因为，由于对人不信任、对官员心存疑虑和猜忌，所以势必要搞监督，搞监督的监督，乃至监督的监督的监督……因此必定会导致行政管理成本无限膨胀，最终高到国家财政无法承受。另一方面，除了经济成本之外，还有把“好人变坏”、“淘汰忠良”、“进用奸佞”的政治成本。这是因为，创设郡县制度的前提是不信和猜忌，所以，尽忠职守、悲天悯人、胸怀大略的贤臣良将，由于他们出自天性的信天爱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苟且偷安，所以他们往往会因坚持个人的信念和原则而不善与朝廷博弈，因而被强制淘汰出局，或者被迫归隐田园。因此，中国官场所形成的潜规则是：欲在官场中存活，必须胸无大志、八面玲珑、明哲保身，若要飞黄腾达，还必须学会善于与朝廷博弈，玩弄权谋，欺上瞒下，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乃至鱼肉百姓等等。虽然这些恶行会导致政纲不举、民心背离，但由于这些早在体制的预计之中（性恶观念），所以，只要不明显破坏体制的内部和谐，一般都会平安无事。[20]然而，这样一来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朝中无有贤臣良将，民心犹如一盘散沙，一旦国家有难，则参天广刹往往轰然崩塌。回顾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几乎无一例外。

所以，秦始皇确立郡县皇权专制政体，由天下公理转向一家私理，与传统的“王道文化”彻底决裂，这一选择，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大倒退。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大倒退，当然是因为春秋战国以前的那种尚且能够尊重人性、关照人心、热爱和平的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逐渐沦落，所谓“礼崩乐坏”，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没有讨论清楚人性、人心的实质。（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大儒孔子，也没有说清楚人性是怎么回事。其后辈诸儒则或说性善[孟子]，或说性恶[荀子]，究竟如何，也没有定论。）而秦汉以后，在以法家和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内法外儒），人性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人本主义思想一直不能复活，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机会纠正秦始皇所犯下的错误。因此可以说，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不安定（无论哪个朝代都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就是迷失人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瓶颈之所在。

（三）破解历史怪圈——以佛教智慧拨云见日

为什么说迷茫了对人性的认识，就是中国文化的瓶颈所在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佛教文化的参照系中观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人性的问题，佛教早就搞清楚了。

佛教既不会轻视人的存在，也不会说人性必定是善是恶，因为佛教说佛性，说因缘，说因果，说缘起性空，人性自然不能例外。那么，人性的“佛性缘起”[21]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那就是：人，你善待他，他就会善待你；你恶待他，他就会恶待你。你信任他，他就会信任你；你不信任他，他就会不信任你。如响应声，如影随形。因果报应，分毫不爽。

因此，人性的实质是“佛性缘起”的问题，而不是善恶的问题。探讨人性的善恶，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因此，无论认定“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不能形成对人性的敬畏，而只会造成对人格的亵渎：如果认定人性恶，那么就会从一开始便把人当作恶人精心提防，并堂而皇之地纵容自己的恶念恶行，是从一开始就亵渎；如果认定人性善，就会因为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罪恶而对人性失去信心（找不到恶的源头和消解的途径），或变得愤世嫉俗，或变得玩世不恭，乃至为建立乌托邦而祸害世间，其结果还是造成对人格的亵渎。所以，佛教彻底觉悟和揭示了人性的“佛性缘起”的属性，是对人格尊严的最大彰显和最大尊重，是对人类最伟大、最深远的贡献。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