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学界有人称此怪圈为“超稳定结构”，只道出了表象，并未触及实质。其实，此现象的实质是“超不稳定结构”的“超稳定循环”。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二十五个朝代进行了前车覆辙的兴败轮替，这样的轮回已经进行了二十五次了，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25]日本在大化革新后的7世纪后期完成了中国式的律令编撰，并建立了以天皇为顶点通过官僚机制对人民进行支配的律令体制。但由于这一体制使社会变得很不安定，所以被逐渐边缘化，在平安时期（8世纪中叶）便已经变得有形无实（详见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96页）。教育方面，701年制定的大宝令规定了中国式的学校制度，但贡举制度同样流为形式化（参见高明士《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267-292页）。

[26]1869年，6月，明治政府实行了“版籍奉还”政策，收回了各藩的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1871年更废藩置县，完全废除了诸侯制度。1868年，明治政府确认了“祭政一致”的方针，要求各地“神佛分离”，神社神官制度再兴。神佛分离运动在日本直接引发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很多地方佛像、经卷、法器被烧、被毁，这一运动直到1875年国家出台保护信教自由政策后才最后结束。但由于把“神佛分离”政策贯彻到底，将佛教排除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至于破坏了神道的“神佛习合”“本地垂迹”的理论基础。笔者以为，这正是日本日后“国家神道”大行其道，最终走上了暴烈不羁的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一千数百年来，佛教在日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大乘佛教的思想和伦理观念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伦理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因而有效地保护了它的人文水土，为其向工业强国的过渡，乃至为其二战之后的迅速复兴和重新崛起提供了有效的人文支撑。

[27]因此，我们甚至不妨试为预测：只要日本能够维持现有的民主政体，充分保障信教和言论自由，那么，即使实行政教分离的国策，佛教也依然能够发挥其固有的巨大积极影响，使日本难以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