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尼尔首次提出“节俭基因”学说。他认为，人类祖先曾长期生活在食物匮乏中，生产力低下与人口过度繁殖导致饥荒频发。因此，那些具有“节俭”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的人，才能更容易生存下来。因此，这些具有节俭基因的人，原本是自然进化的胜出者，但是在稳定富足的现代社会，却因为更容易囤积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节俭基因可以用来解释瑙鲁的现象：贫穷而又勤劳的岛民祖先把节俭基因一代代传给瑙鲁人，当外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带进岛上的时候，瑙鲁人身体里的这种基因一时无法适应突然降临的富足生活，而欧洲人则由于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节俭基因在他们体内已经逐步消失了，所以同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糖尿病。

　　实际上，虽然节俭基因的假说很有吸引力，但科学家花了很大力气来寻找这种基因，却一直不很成功。1998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称，科学家对出生于1944-1945年间荷兰饥荒时的一批人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之后一年食品供应正常时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个人群在成年后更容易发胖，并伴随有胰岛素抵抗和餐后血糖升高。这就是著名的“荷兰饥荒研究”。

　　这一发现修正了尼尔的理论，即饥荒确实会影响人类的进化，但并不是通过祖先遗传下来某个或几个基因的遗传来实现的，而是在怀孕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的。也就是说，当胎儿在母体内遭遇饥荒时，它会据此来调整自身的生命策略，在成年后，这些改变将使其更容易罹患糖尿病。具体说来，胎儿期的营养不良会影响胎儿胰岛细胞与功能的发育，同时也会影响胎儿的骨骼肌肉发育，从而导致外围组织的胰岛抵抗。此外，饥荒造成压力还会影响胎儿神经内分泌介质的分泌，以至于其在成年后更容易发生心血管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婴儿期遭遇饥荒，也有类似的效果，但影响稍弱。

　　2010年，中国疾控中心马冠生等人在《糖尿病》杂志上发表了名为《遭遇中国大饥荒的婴幼儿成年糖尿病风险增加》的论文。他们通过2002年中国国家营养和健康横断面调查，找到了1954-1964年出生的农村受试者7874人，结果发现，遭遇过1959-1961年三年中国大饥荒的胎儿与儿童，成年后患高血糖症与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其中，又以后来营养过剩者更甚。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流行病学教授胡丙长主持了一项同样针对中国三年大饥荒年代胎儿的研究，结果明确表示，胎儿时期严重的饥荒与成年后高血糖的发生风险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越是成年以后饮食习惯西方化和经济条件好的人，这种联系越强烈。

　　早年饥荒因素的影响，或许也是中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胖，却拥有更高的糖尿病患病率的原因。身高一米七的周明最胖时也只有140斤，就已发展成为糖尿病。过去10年，中国人确实在长胖，增长的体重几乎等同于西方人在过去30年增长的体重。然而，中国人的体重指数（BMI）往往还没到世卫组织定义的肥胖标准，就已得了糖尿病。对此，医学界普遍认为，由于人种不同，亚洲人更倾向于腹部肥胖或内脏型肥胖，当BMI接近肥胖标准时，就已经增加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危险性。

　　对此，宁光说，“原来我们认为，中国人会对糖尿病更抵抗，但后来发现，当时的糖尿病病人少，只是因为营养水平还没达到。现在应当说，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对糖尿病更易感，但起码我们不比别人对糖尿病更抵抗。”

　　糖尿病预防的“大庆精神”

　　1986年，当潘孝仁预料到大庆的糖尿病发展趋势时，做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之所以称大胆，是因为实验时间长达6年，万一失败，将一无所获。他带领李光伟等人，在大庆找了576个处于糖尿病前期的居民（与糖尿病相比，糖尿病前期完全没有症状，也更不受重视）。潘孝仁将这些人分为对照组与生活方式干预组两部分，对照组的人只接受一般的健康教育；而干预组又被分为3组，分别让他们进行节食、运动以及节食运动相结合。在接下来的6年中，每两年评估一次这些人的糖尿病发生情况。到1992年实验结束，与对照组相比，3个干预组的糖尿病发生率降低了51%。这说明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地预防糖尿病。

　　大庆研究，与芬兰的糖尿病预防研究（DPS，2001年）和美国的糖尿病预防项目（DPP，2002年）研究一起，被国际糖尿病联盟誉为“糖尿病预防的里程碑”。而大庆研究要比后两者早8?10年，是世界糖尿病预防的第一个随机临床试验，也是随访时间最长的糖尿病预防试验。

　　潘孝仁因病去世后，李光伟继承并发展了老师的研究，自1992年开始随访上述的受试者直到2006年。2008年5月，李光伟等人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20年后续研究”一文。研究显示，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如果不加干预，20年间有92%的人患上糖尿病。但在接受了为期仅为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之后，在20年后仍可降低糖尿病发生率43%。李光伟说，对于糖尿病前期这一人群，以前业界的看法是有1/3可能不会发展为糖尿病，但大庆研究证明了，如果不干预，几乎所有人都将发展成糖尿病，而生活方式干预是行之有效的预防。

　　为什么后续14年不做任何干预仍能预防糖尿病？李光伟解释说，相比于代谢的记忆，行为记忆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与药物干预不同，药物干预在停药后，效果可能就结束了。但采取生活干预后，这些人在6年的干预期中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因此从中受益。

　　而大庆研究的受试者能够在干预结束后仍坚持运动和控制饮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伴的相互激励与监督。大庆是在油田上建设起来的城市，受试者们都是以勘探队、炼油厂等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他们都是结伴一起去锻炼，因此，运动的习惯就很容易坚持下来。”李光伟指出，从大庆的经验可以看出，小组教育是预防糖尿病的有效办法。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