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品与粮食生产和供应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不仅各种含糖饮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而且食用油、糖类、肉类都变得廉价可得，精米、白面广泛地取代了粗粮。比如，在针对上海女性进行的一项食用精白米与糖尿病危险性的研究中发现，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发病危险性下降16％，这是由于糙米仅经过最基本的加工，引发的胰岛素反应较少。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快速变迁，伴随着生活和工作中体力活动不断减少，体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在人们身体中广泛地发生。

　　就像新西兰医学家彼得·格鲁克曼在《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一书中所写得那样：在发展中国家，“营养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仅仅在60或90年前，很多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仍在食用工业革命前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农业食品，现在，这些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式食物。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快速的营养转变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久坐一代”的流行病

　　在患上糖尿病以后，周明也曾严格遵医嘱，节食、锻炼。可是没多久他就放弃了。由于工作忙、熬夜多，他发现像医生说的那样严格忌口，根本不能满足自己的热量需求。他的血糖也因此一直控制得不好，直到最近退休，清闲下来，血糖也跟着稳定下来。

　　“在美国，是穷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国，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伟分析说，但这里的“富人”要打引号。美国的有钱人注意饮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务、去健身房锻炼，把身体练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为了省钱，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也没有钱去锻炼，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以中国的医生为例，他们不仅处于富裕阶层，而且还懂得医学知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对中国医生吸烟行为的调查就显示，中国男医生的吸烟率为47.3%，医生平均每天吸烟10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吸烟是导致糖尿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也感叹说，“我们常和美国的医生一起开会。我就发现，美国那些有名的专家，没有一个人是胖子，体型保持得非常好。”

　　但在中国，李光伟说，虽然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未真正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同时，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面对糖尿病，同样脆弱的还有在中国社会刚刚形成的中产阶层。

　　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赵逸航生活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这位有房有车的白领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全天24小时都要保证手机待命。有时候夜里12点下班，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去公司。他曾是大学里手球队的主力，可如今工作繁忙，根本没时间运动。由于熬夜，还常常吃宵夜补充能量。毕业几年后，赵逸航从一名普通员工升为部门主管，人生正处于上升阶段，可体重也上升了40斤。

　　哈佛大学主持的始于1976年的“护士健康研究项目”以历时长、参与人数多而出名。该研究发现，每天看电视两小时，可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14%。分析认为，看电视是所有静坐活动中健康风险最高的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看电视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吃东西、喝饮料，而且电视中的食品广告可刺激观众对加工食品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车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是这不仅造成遍布全国的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而且也在给人体带来不易察觉损害。据统计，一位男性在拥有小汽车以后，体重将平均增加1.8公斤，达到肥胖标准的可能性将增加一倍。

　　一份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显示，自1991年至2006年，中国成年人每周体力活动水平下降了32%。另一项类似的调查说，15年间，中国人在职业场合的体力活动量下降了40%，每日锻炼、骑自行车、走路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群比例，从1997年的46%-51%下降到2006年的28%-33%。

　　工作环境加上交通工具的变化，令中国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体力活动明显减少，一个庞大的“久坐群体”的形成，是糖尿病广泛流行、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的重要因素。

　　鉴于父亲的糖尿病由于延误治疗而落下了一身的并发症，赵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后，就积极行动起来。他放弃了开车，转而步行一段坐班车上班。考虑到去健身房办卡太贵且难以坚持，他还网购了一台运动健身游戏机，以方便在家锻炼。本想住进瑞金医院做全面检查，可刚住进来没几天，他就苦着脸问医生，“我领导马上就要休假了，我周日必须回去值班啊！”

　　为了“节俭”的身体记忆

　　周明对食物的欲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童年的阴影。他记得6岁那年，家里来了十来位客人，一顿饭就吃掉了全家一个月的口粮。此后一个星期，他们只能靠喝稀饭维持。后来，幸亏路过的乡下亲戚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豆腐渣与杂粮。此后的两三年，用豆腐渣做成的饼就成了他的日常伙食。“我对吃有一种反弹性心理，总想着等我有了条件，一定要大肆享受一番。”

　　周明的这段经历，发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饥荒年代。比他更“不走运”的是，还有人在尚未出生时就已在娘胎里遭遇了饥荒。周明所说的“反弹”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早年的饥饿经历，是否会致使一个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更容易患上糖尿病？这个假设听起来很大胆，可是它的确是科学上已经在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