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编者按:2002年11月5日,济群法师应邀为南大历史系几十位博士及硕士生作了题为《认识佛教》的讲座。这是法师第二次在南大举办讲座,首次是在哲学系开讲的《人心与人性》。本文根据讲座录音记录。
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和国人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且源远流长。2000年,佛教界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后,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
一、佛教与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印度,从早期的《奥义书》到六派哲学、佛教思想,充分体现出宗教与哲学一体化的特点。《奥义书》既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评价是:我得到此书,生前可以安慰,死后可以安息。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哲学义理。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分别根据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构了不同的修学体系。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也可将华严、唯识、天台、三论等宗派称为华严哲学、唯识哲学、天台哲学、中观哲学。 近代以来,尤以唯识哲学在学界的影响为最。民国年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专门研究法相唯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许多著名学者皆曾于其门下受教。当时,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介绍,开高校讲授佛学风气之先。其后,熊十力也曾到北大开讲唯识。从正宗的唯识思想来讲,熊十力属于离经叛道之列。因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学的老路,成为现代新儒学宗师。他所撰写的《新唯识论》,则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对唯识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此书甫经问世,便引起支那内学院乃至整个佛教界的批驳,出现了一系列破《新唯识论》的文章。 唯识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对精神现象及潜意识分析尤为深入。它着重探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其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规定的。唯识思想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现在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唯识学从世界观、本体论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多根据因明而建立。而因明的结构较之西方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因而,唯识学的整个建构非常严谨。
二、佛教与文学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舍利弗进屋后转念:众人前来探病,却连坐处也没有,当于何坐?此念方起,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文殊菩萨答言: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有须弥相佛国,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庄严美妙堪称一绝。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佛经中的叙述,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即便如此,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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