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的反思
汉传佛教的反思 ——戒幢佛学论丛总序 济 群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有先秦的诸子百家，但汉魏以来活跃于社会的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唯佛教属外来文化。但它在中国流传的两千多年中，和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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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的反思
——戒幢佛学论丛总序
济 群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有先秦的诸子百家，但汉魏以来活跃于社会的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唯佛教属外来文化。但它在中国流传的两千多年中，和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并以其丰厚的思想义理深深影响着国人，与源自本土的儒、道二教呈鼎立之势，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佛教，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生命真相、解决烦恼痛苦，也能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佛教在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历经南北朝的弘传，至隋唐而达鼎盛。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主要从事两方面工作：一是佛经翻译，一是义学研究。对佛经的翻译，使汉传佛教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印度早期和中期的佛教思想；而对义学的研究，则使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即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
宗派的形成，并非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不论在早期印度，还是南传、藏传地区，都曾出现过不同的教派。之所以会有宗派之分，主要是因为佛教博大精深，任何人都难以完整掌握。祖师们为了佛法弘扬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便于人们修学，便根据某部经论或内容相似的的经论，建立起各自的修学体系，进而演变为不同宗派。
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多创立于隋唐，但其历史却可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如净土宗初祖为东晋慧远，而实际创立者乃唐代善导。天台宗初祖为北齐慧文，因读《大智度论》领悟“三智一心中得”，又从《中论》悟到“一心三观”。慧思继承此说，结合《法华经》要义，传至智者形成“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思想，正式创立了天台宗。由此可见，任何思想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几代人的总结方能形成。其后，还有赖于修行成就者的代代传承来维系不堕。
中国的宗派佛教有着自身特色。首先，每个宗派皆有各自的依据典藉，如天台宗依《法华经》，华严宗依《华严经》。其次，各宗还有自身的思想传承，或渊源于印度，如唯识宗以弥勒菩萨为初祖，三论宗以龙树菩萨为初祖；或萌芽于本土，如前面所说的净土宗及天台宗。第三，各宗对世尊一代教法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即判教，如天台的五时八教，华严的五教等。除此而外，因为各宗核心理论的不同，还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修行法门。
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不仅标志着国人对佛法思考和认识的成熟，同时也体现了汉传佛教本土化工作的完成。宗派佛教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思想，但这种继承并不是拷贝，而是根植于华夏文明的土壤中，溶入了本土文化的色彩。如天台、华严、禅宗的盛行，皆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国人习性有关。可以这么说，宗派佛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自唐宋以降，中国国势日衰，佛教弘传也随之走向衰落。其中，唯识宗因缺乏汉文化的基础，虽有玄奘三藏为之惮精竭虑，但仅传两、三代便已湮没无闻。而律宗、三论宗在中国也未能广泛弘扬，经武宗、世宗灭佛之劫，重要典藉散佚不见。幸而这些失传的典籍在邻国东瀛尚保存着，清末民初又回归故土。至于天台、华严，虽为国人尊崇，但在流传过程中，证法传承未能完整沿袭下来，终致有教无观。最后，唯禅宗、净土因解、行简单得以普及，可究其实，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
法门的衰微令我感慨，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反思：衰落之因究竟何在？在多年修学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其中部分宗派确实先天存在不足，仅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实修法门，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我认为，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应该具备五大要素：即皈依、菩提心、戒律、闻思正见和止观实践，缺一不可。
皈依，是成为佛弟子的基本手续，也是对于佛陀言教信受奉行的必要前提。佛弟子能否认真实践佛陀教法，关键就在于，是否对三宝生起真切的皈依之心，是否真正认识到三宝对改善生命、实践人生最高价值的作用。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皈依后还得不断修习皈依。因为生命是无尽的积累，在此过程中，凡夫心早已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唯有不断念死无常，观想三宝功德，才能减少凡夫心的作用，使三宝在我们内心逐渐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人生的主导力量。遗憾的是，汉传各宗对皈依的修习多未特别提倡，使当前教界出现严重的信仰淡化现象。
大乘本是积极入世的佛教，可在中国却给民众留下消极出世的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忽略菩提心所致。以往，我们一直认为大乘经典便代表着大乘佛教，学习大乘经论自然便是大乘行者。却不知区别大小乘的关键在于发心，在于是否具足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共因，才是大乘的不共教法。反观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普遍对菩提心不够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六度四摄等菩萨行门，似乎只是为大菩萨们所说，与个人修学并无关联。
戒律是佛法修行的基础，声闻乘的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而大乘也以戒为无上菩提本，这都说明戒律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中国祖师将戒律单独建构为一个宗派，其用意应该是加强人们对戒律的重视，从而更好地学戒、持戒。可是，当戒律以宗派的独立形式存在时，往往有人将戒律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持戒便是修行的一切。事实上，戒律并不能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因为它只是修行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一切。同时，学习戒律也不是律宗行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佛子的行为准则。
闻思正见也非常重要。八正道为佛法的修学要领，其中便以正见为首。《阿含经》的四预流支，为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大乘经论中，则提倡以闻、思、修入三摩地。可见，大小乘经教都很重视正见的获得。唯有在正见指导下，才能如法修行。而在汉传佛教中，流传最广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没有特别强调闻思正见的重要性。达摩西来，在传佛心印的同时，也提出以《楞伽》印心，但只是悟后印心而用。而禅宗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却成为不少人远离经教的依据。当然，在教理研究极为发达的隋唐时代，许多人在进入禅门之先已有深厚的教理基础，不特别强调正见似乎并无大碍。更何况，其时高僧辈出，学人即使在教理上弱些，但有大善知识的耳提面命，修行也不至于出现偏差。但到了教理衰落、宗门无人的时代，若仍不重视闻思正见，修行无异是盲修瞎练了。
教和观为佛教修行的两大要领。任何一个宗派，不仅要有经教作为理论建构，还须具备瑜伽止观的实践方法。各宗的修行法门，多是祖师在继承世尊教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修行经验，代代相传而来。如三论宗有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有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法脉得绵延。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胜的证法传承，至今却多已中断。由于缺乏修证传承，使学人无法将闻思正见落实于止观实践，成为引发根本智、契入空性的方便。同时，因为对空性慧缺乏体验，对义理的修学也无法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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