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显荫法师受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之请，担任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这期间，印光大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作过开示，是由显荫法师作的笔记，并刊载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3年第三、四期合刊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显荫法师在林刊的按语署“癸亥腊月朔后两日显荫谨识于海东高野山”，也就是说显荫法师入高野山学密时将印光大师的开示笔记整理出来。
二是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夏历元月廿三日，印光大师给显荫法师回信：“接手书，不胜欣慰。座下宿根深厚，聪明过人，不几年于宗于教于密悉已通达。恨光老矣，不能学座下之所得。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无涵养，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此光区区愚诚也。了道师已来，勿念。春风易于入人，祈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矣。”（《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显荫法师书》）显荫法师与印光大师的通信大约在他从日本学成回国之初，虽然见不到显荫法师的原信，但根据资料介绍他在日本因用功过勤，已身染疾病，他在给印祖的信中应提到自己生病的事情。因此，印祖在回信中一方面劝其韬晦力修，对治其聪明而缺涵养的毛病，另一方面叮嘱“春风易于入人，祈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矣”。《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八期编者按说：“显荫法师为自修起见，现已决定闭关若干年云。”这证明显荫法师接受了印祖的开示并打算闭关，但未能实行就病故了。 三是印光大师与显荫法师同为王显江居士编著的《阿弥陀经直解》作序，印祖序中说：“王显江居士特为作一方便，取《要解》等注之义，以显浅之语言述之，名为直解，兼附净土种种疑问，其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心，可谓诚且挚矣。显荫法师序之，欲令一切同人各生真信，老实念佛。因命光再序，遂书此以告阅者云。”（《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 三、印光大师对显荫法师早逝的评析 一般的资料介绍显荫法师病故的原因是由于积劳成疾，如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介绍：“显荫于高野山学业完成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元月回到上海，暂寓闸北锡金公所。回国之时，受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他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教时，因用功过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为搜集佛学著述忙碌不堪，身体不支，竟自病倒（早期资料中，找不出他所患何病。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他的年龄来推测，可能患的是那时青年人最易感染的疾病——肺结核病）。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一段时间，未见起色，再回到上海治疗，终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于民国十四年乙丑岁五月二十一日（1925年7月11日）病逝，享年仅24岁。” 但印祖作为修持经验极为丰富的一代祖师，对显荫法师的早逝，从修持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入的评析，作为给学佛青年的前车之鉴。印祖在《文钞续编卷上·复游有维居士书》中作了系统的开示：“十年前，谛闲法师有一徒弟，名显荫，人极聪明，十七八岁出家。但气量太小，一点屈不肯受。初次讲小座毕，拜其师，其师并未说他讲得不好，但云音声太小，由此一语便生病。而谛公之人，一味令彼心常欢喜，故傲性日增月盛。后由日本学密宗，彼所发挥密宗之文字，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其自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后回国，至观宗看其师。谛公云：汝声名很大，惜未真实用功，当闭三年关，用用功方好。彼一闻此语，如刀割心，即日便病。次日带病往上海居士林，年余而死。死后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寺，林员朱石僧来，问其死时景象。言糊糊涂涂，佛也不会念，咒也不会念。此乃显密圆通、自觉世无与俦之大法师，以不自量，仗宿慧根，作二十二三岁短命而死之糊涂鬼，岂不大可哀哉！设使显荫能不自高，谦卑自牧，中国学者未能或超出其上者。光愍显荫以因此而死，为汝作前车之鉴。” 分析一下，显荫法师的教训在于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