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认为，虽然两派群众组织的观点不同，但却是阶级兄弟，不应视为仇敌。就很和气地道歉说：“老朱同志，他们年轻无知，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你需要什么传单只要我有，你尽管拿，你以后需要什么传单，打个电话来，我给你送去就是。”接着我们谈了几分钟，他拿了一些传单，我亲自送他走，分手时，他很感动地对我说：“邵师傅，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子，说不定连命也丢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从外地出差回西安，从火车站出来不久，有两个人突然从背后把我抓住并不断破口大骂。我回头一看，是对方组织里从事武斗的两名干将，随后恶狠狠地把我的双手用力往背后一扭，一手压着我的颈，一手抓着我反扭的手，像押犯人一样，把我押到西安火车站一个黑暗的地下室。我不知道对方组织在火车站设有据点，因而被他们抓住。我被他们押着左拐右转地到了地下室。室内黑沉沉阴森可怕，室内的老虎凳子，铜丝鞭子，钢丝钳子，灌辣椒水的壶，捆人吊人用的绳子，打人用的棍子……，总之，各种刑具样样都有，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我想，我们的人，凡是被他们抓住，不是被活活地打死，就是被割掉脚胫，打伤至残。我是他们一心要抓的重要人物，今天落到他们手里，就休想活着出去，不禁眼泪骤下，只好暗下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到了地下室，我才知道是一个审讯室，他们狠狠地把我往前一推，恶狠狠地对室内的几个人讲：“今天抓个大家伙，你们把他好好看住，千万不让他跑掉，等我们开会回来收拾他，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抓我的人走了，我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室内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看到是我，就说：“你怎么敢来火车站，今天叫他们抓住，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和我说话的，正是被我救过的老朱，心里一时闪出有救的一线希望，但又想，文化大革命搞得六亲不认，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都因观点不一，互相残杀，何况外人，就口气强硬地回答说：“今天既然被他们抓住，就没有想活着出去。”老朱看我误会了他，就对另两个人说：“你们先到门口守着，我跟他谈谈。”

　　那两个人到门口，就像门神一样把守着门口，一边一个把守着门口，生怕我从门口冲出去跑了。这时老朱把我叫在一边，着急地对我说：“他们开会很快就回来了，那时就有生命危险，现在我马上放你走，你跟我来。”他打开后门，指着不太高的砖墙，说：“过铁道，赶快往北跑。”他看我翻过墙，就回到室内去了。我连句感谢的话也来不及说，只顾逃命。

　　六八年九月，工厂成立革委会后，我当了干部。六九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朱被他的车间当成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进行批斗，关入牛棚。因他救过我，所以我向厂领导汇报朱在六七年九月如何救我，如果不是他救我，就没有我的今天，要求厂领导告知朱的车间不要批判朱，对他从宽处理。厂领导因我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分子，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朱回一生产小组劳动。不仅如此，以后我每逢春节，都给朱拜年，以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救朱，朱救我，这些事说明什么呢？它有力地证明：善有善报。

　　2、自作自受

　　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单位是工厂的模范单位，我当然是模范单位的模范干部。回想起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对党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加上文革的派性，盲目执行清理阶级队伍白色恐怖的指示，上级说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要我们单位把他揪出来批斗，我就坚决执行。在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的扩大化中，制造了不少错案冤案。对他人又是隔离审查，又是批判斗争，进行管制劳动。

　　尤其是我以后想起来就心痛的罪孽，更使我感到不安。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二十九日上午，厂革委会负责大批判的一位领导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很器重我，对我说：“邵伟华同志，你们单位是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你们车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厂革委会研究决定，你们车间在六九年大年初一，把工厂的走资派和你们车间的反革命及牛鬼蛇神统统拉到大街上，拉到他们的家门口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是厂革委会也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对于厂革委会的决定，我感到责任重大，无限光荣，因此，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因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执行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七七年，开始受审查，七八年被关起来进行大会批、小会斗，有病也不放过，斗得死去活来，直到七九年三月才被放出来与亲人团聚。八○年我又因学习《周易》受到批判，不给升工资……八五年我皈依了佛门，通过对佛学的学习，我才明白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我被关起来，被批判斗争，被抄家，就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关过别人，批过别人，这就是“自作自受”，也是因果报应。

　　3、他们夫妻二人为什么遭雷打？

　　我们村上有两兄弟，因父早逝，由母亲背着要饭才算长大成人，成了家。但这两兄弟是附近有名的不孝之子，大逆不道之人。特别是老大，夫妻二人，更是人见人恨。他们不但不给老母饭吃，赶出门外，还常毒打老母，打得老人死去活来，谁劝都不听。最后，老母活活被折磨而死。

　　老母死后不久的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的一天中午，天下雷阵雨。兄弟俩又坐在堂屋的床上抽烟，老大的妻子在厨房洗碗。当大雨停了，人们都出来坐在门口乘凉。我那年刚十岁，和一群孩子在家门口玩耍，突然一声霹雳，只见比篮球稍大的一个火球落在他家门口，接着滚入他家中，只听一声巨响，一团烟雾从屋中升起，什么也不见。我们这些小孩子吓得个个趴在地上不敢动，只听到一些人大叫大喊：“金树家遭雷打了！”接着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他家门口。这时烟雾散去，只见这家老二奇怪地跪在离他家十多米远的打麦场上，老大夫妻二人都被雷打死，一个死在堂屋，一个死在厨房。

　　乡亲们对他们夫妻被雷打死，个个拍手称快，都说：“这是不孝父母的必然下场，人不报，天报，真是恶有恶报。”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