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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宗教都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护持—在佛教称为护法—才能够发挥其救世的功能。中国历代的护法，主要的是国家，不是个人，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护法者亦是国王大臣，西方宗教在中世纪的护法亦不例外，必须国家护持，宗教教育才能兴盛，宗教事业才能发展，才能够有利于整个国家；国家假使不护持，则宗教利益只属于一些少数的修行者，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而其流弊则可能危害国族人群，国家应当怎样护持呢？我顾在此提供几点浅见：第一需要立法，在宪法上修订宗教政策，以为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人民信教自由，但须遵守宗教道德，必以复兴文化，团结国家民族的基础；任何宗教如有违反国策，破坏中华文化，分化民族感情与团结者，就可以停止其传布。同时立法以后，宗教行政及教育，亦应并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视同国民教育以主其事。譬如行政院之下可增设宗教部，每一个宗教设一个司，使宗教与政治能够配合，宗教徒一切活动能够配合乎国家现行政策之需要，如此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殊政策，这样宗教师和宗教教友都能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所以这一建制是非常重要的。省可设宗教厅，县可设宗教科、局，主持其事者可由各教推选贤能，而由政府任命之。第二、宗教皆有道场，佛教有寺院，其他宗教也有寺院或教堂，寺院、教堂亦应由国家建立，教产属于国有，宗教徒当然有在家的，在家信众的奉献均属国有，应由国家保管运用，或由奉献者指定用途，国家亦当尊重，而不属于私人，凡佛教徒所献之财物若非别有指定，必须用之于佛教。他教例此推行，如此则宗教师们私人没有财产，生活所需，概由国家共养，自然就没有财物争执，令其安心布道，精进修持，自行化他，以至功德圆满。有了私财，就不免患得患失，心不在道，反而破坏其教义宗旨。所以道场必须由国家经营，由宗教徒选举具有德学之宗教师管理，而由国家负监督保护的责任。第三、至于宗教师资，亦由国家培养，国家可办一所宗教大学，每一个教设一个学院，这样，不但各种宗教思想可以沟通，而且能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统一理想，统一目标，使每一宗教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弘扬，完成救世救民的共同目的。这样可以利于国家，利于自己的教会；利于他人，也就是达到将来自己升天堂或生净土的目标；此一理想的细节，不能于此详述。以上三点浅见，谨提供给诸位参考。
复兴宗教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以宗教教育及事业，来协助国家养老育幼。现在政府有退休制度，老年人退休以后，国家既建设有各种宗教大道场，凡属信仰宗教者，大道场便是他们的养老院，一切物质生活不使其缺乏，且有志同道合的教友们共同修行，则精神生活亦可以满足，此未尝不是老有所终的有效措施。如果身体好的话，还可以到各学校兼课，以伦理道德为施教内容，让老年人教授德育，要比年轻人有效，以老年人心地慈悲，总希望孩子们比上一代好，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为国家造福；因此，请他们担任伦理道德教育，将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是退休后，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及精神寄托与归宿。宗教并不仅是口头宣传为能事，尤须身体力行；换句话说，在这个大道场里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以身作则，作国民模范，进而以身教增进国民道德，以辅助政教之不足。如果能这样做，则对于社会、国家、个人的益处，诚非吾人能思议者。至于经费，所需并不太多，因为现在每一个宗教的基础都非常好，只要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宗教复兴对于复兴中华文化，确实是相辅相成。
单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复兴，依旧是不够的，我们要和平要繁荣，那就必须整个世界都好。也就是说，要由爱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扩大到爱护整个人类，要将中华文化推展至全世界，以伦理道德辅助西方文化之不足，沟通各个地域文化的隔阂，使世人观念渐趋一致，如此人类战争才能减少。其次是要消除宗教间的偏见，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家们都能够同心同德，作现今住世的真菩萨，作此时此处上帝的真使者，以真诚自由平等博爱，携手合作，彼此尊重，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联谊或世界宗教联谊会等组织；进而运用这种组织的功能，以达到重建世界道德，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
最后，我再引用张晓峰先生几句话作结论，他说：现代世界上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二十世纪晚期的三十年代，也就是今后的三十年，当为宗教的复兴时期。何以张先生有此卓论？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科学进步太快，人类物质享受超过了精神生活，心灵感到空虚，对生存价值发生怀疑，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由于精神生活确实是重于物质生活，譬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尚能自得其乐；物质生活达到极点，精神生活空虚，这是世间最可怜悯者，这种生活是醉生梦死，只有今日，不知明天，在西方已形成为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宗教复兴的时期，也就是以宗教信仰来弥补其空虚的精神生活；同时亦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坚凝为一，以求真正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我深信这是极为正确的看法！尚希各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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