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感人的一幕。身负重托的陈万里不负众望，此行不但粉碎了华尔纳再次盗宝的阴谋，而且在3天15个小时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回眸百年，常书鸿的名字不得不提。1943年5月为张大千一行送行时，张大千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遥遥无期的徒刑呀。”

在众人的努力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在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住破庙马厩，食苦水和面，在满眼风沙的塞外，修筑围墙，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

两年之后，妻子毅然离开。先是不辞而别，然后登报离婚。而常书鸿选择了坚守。

“文革”十年，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1983年8月15日，注定要写进中国敦煌学史。这一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李并成教授作为代表列席此次会议。他还清楚地记得，来自各地近200名专家云集兰州，兴奋地讨论着，交流着。

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藤枝晃应邀其中。

从驼马队到网络，敦煌文书“回家”路有多长

在此番“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引发风波之前，香港媒体一篇题为《中国学者欲索还敦煌文物》的报道，让兰州大学教授王冀青深陷舆论风波。此后，又有兰州媒体称王冀青否认曾有索还敦煌文物的行为。

对此，中新社早在2004年有报道称：王冀青表示海外索还文物“越有挑战性，我越要做！”并称，“哪怕臭名昭著，我也要将课题进行到底。”

今年6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冀青透露自己眼下正致力于摸清文书流失的途径、家底、真相，在学术层面找事实。他同时强调“我们一两个人喊没有力量，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

文物回归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公约，是政府间的行为。在敦煌文书“完璧归赵”还遥遥无期之时，也有学者表达出务实的态度。

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坦言，索回文物历程相当艰难。他建议，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努力。每次给本科生讲授敦煌学内容，李并成教授总要从法理层面梳理敦煌文书外流的非法性。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中国人要搞的就是研究，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先放着，留给后人来做，我们这代人就应该脚踏实地做点实事。”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他表示，研究是关键，应该把敦煌文献纳入民族文化的大视野下予以审视。敦煌学也应该和相应的学科相结合，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整理研究。

百余年前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价值独特，从而诞生了一门以文献为基础的敦煌学。在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眼里，正是由于敦煌文书，让今人的视野回归到了千年之前，可以直接和古人对话，面对面地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能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

相比学术前辈，刘永明不无幸运地说，“我们很占便宜。”他真切地感受到，1994年自己读硕士的时候，《敦煌宝藏》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但由于是翻拍缩微胶卷而得，因技术所限，仍有很多地方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而之前的敦煌学者要搞学问，赖以研究的基础从抄录到无底板黑白照片再到缩微胶卷，学术研究受资料所限。

“我们敦煌学是和第一手资料打交道。”刘永明说，技术手段的发达，恰恰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的资源瓶颈。

对此，王冀青教授深有同感：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做论文，受资料所限，很多情况下只能在前人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正，论文难有深度。当时除非亲自去国外，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英、法所藏敦煌文书多卷本大型图录印行。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即利用计算机来加工和存储所采集到的文书数字信息，给敦煌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数字化颇有研究的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韩春平说，数字化带给敦煌学研究者的便利在于随时随地都可以共享资源。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网络扩大了对文献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盟其中，而不是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

另外，数字化提高了文献保护的技能，文书的修复往往需要以计算机为辅助。他特别强调的是，由中、英、法、德、俄、日等多国参与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被誉为“理想的学术资源库”。该项目所属的网上数据库，可以免费向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数以万计的文书目录、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从驼马队到网络，品读百年历程，作为一名敦煌学研究者的韩春平，感慨系于笔端：“借助四通八达的网络，文书‘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同时也经历了从劫难到辉煌的历程。”

但韩春平明白，这种“回归”，“只是一种虚拟的回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物回归。”

前往兰州讲学的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即使打国际官司也无济于事。“与其旷日持久地打国际官司，对簿公堂，伤彼此感情，不如加强合作。”郑阿财希望更多站在学术的立场，“不一定强求文物为我们所有，但求为大家所用。”

在他看来，文书的回归实属困难，“真正回归是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书象征性地表达意愿，也是对全体国民有一个交代。

尽管IDP还存在速度太慢、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诸多缺陷，郑阿财教授笑称是“学者被机器绑住了”，但他对IDP仍寄予期望，认为当下比较实际的是加快数字化速度，加快学术的交流与合作。

（部分史料内容参照刘诗平、孟宪实所著《敦煌百年》，刘进宝所著《藏经洞之谜》，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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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流散记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24箱写本和佛画。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经过3个星期精心挑选，大量敦煌宝藏被运往巴黎。

1912年，年仅18岁的日本人橘瑞超到达敦煌，把“斯坦因拿剩的和道士隐藏放置”的大约600份经卷带回日本。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