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有一居士”，就是指苏轼自己。在说明自己与惟简“行大因缘”、关系密切之后，苏轼用更多笔墨写自己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施舍，所可做者唯文字语言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经语汇和义理概念，足见他已是一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居士。

自称居士是苏轼宣布“归诚佛僧”的一个实际行动，是他在黄州“读释氏书，深悟实相”(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经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见苏轼《黄州安国寺记》)获得的一大果报；同时与宝月大师惟简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故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之伴侣。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力；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倡也”。(苏轼《与字月大师五首》其四)苏轼在黄州得“布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打算送给惟简于胜相院中供养。(苏轼《与宝月大师五首》其五)苏轼又得舍利48粒，“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㈠，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苏轼《赵先生舍利记》)从这些关涉佛事的交往可以看出，苏轼对成都的寺院、对宝月大师惟简是常常挂念于心的。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句有八日，清师复命，且以画来”。苏轼非常高兴，于是“烧香作礼”以为供奉，并作赞云：“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两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  (见苏轼《唐画罗汉赞》)

绍圣二年(公元1095)，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共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遂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最后写道：

“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寿八十四，腊六十五。莹然摩尼，归真于上。锦城之尔，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

文章对宝月大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厂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说：“子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见苏轼《题所书宝门塔铭》)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大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60。在悠悠40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们：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大和尚保持了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惟简法师的关心、影响无疑是分不开的。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乡里之情、宗族亲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们称道赞许的。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文/《佛教文化》唐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