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最早结识的僧人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庆(文雅)、惟简(宝月)两位大师。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20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惟简法师。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书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中和胜相院记》回忆此事说：“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庆，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史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共同门友也：共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

苏轼与文雅大师惟庆的交往，除此之外尚未见更多记载，详情不得而知。与宝月大师惟简的往来，则多见载于苏轼的信简及文章中。

惟简，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姓苏氏，也是眉山人，年长于苏轼，因认作宗门兄长。嘉佑四年，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离开成都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苏轼《与宝川大师三首》其一)后苏轼与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约惟简于嘉州(乐山)相会，  “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同前其二)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治平四年(公元1067)，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于是，“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苏轼《书摹本兰事后》)同日，惟简还“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主作记，于是写成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文章先写“佛之道难成”，出家人所受的“劳苦卑辰，则过于农工远矣”。他关心的问题是，佛道如此难成，为什么出家为僧者还这样多?

他说：“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泥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

此文一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辟伪劣之僧，而非一般的“辟佛”。在苏轼看来，这些伪劣僧人的龌龊行径及所占便宜主要有三：一曰投机取巧，逃避劳作与官役之苦；二曰弄虚作假，不守)戊律，浪得虚名；三曰故弄玄虚，以荒唐之说欺骗公众，使己立于不败。显然，苏轼“反复折困”、“慢侮不信”的，只是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伪劣僧人，而对中和胜相院的惟度、惟简两位佛僧，苏轼却是称赞有加，非常尊崇的。同样面对僧人，一憎一爱，泾渭分明，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佛僧的真正态度。黄震明确指出：“作院记如此，斯忠于佛者矣。”(《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杨慎《东坡诋佛》认为苏轼的批评，“尽古今禅学自欺欺人之病”。北宋社会僧冗而滥，“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  (见苏轼《海月辩公真赞引》)苏轼正是通过对伪劣之僧的声讨、讽刺与批评，以廓清佛门之“滥竽”，维护佛教的纯正。其目的是护佛，而不是辟佛。因此《中和胜相院记》并不是所谓“辟佛名作”，而是一篇针砭佛教界时弊的护佛檄文。这是苏轼与惟简交往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处理奸父亲的丧事后，苏轼携家入京，此后再没有回到四川，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法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元丰三年(公元1080)，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  “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叮咛，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见苏轼《与宝月人师五首》其三)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士：“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共身，及具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